食品安全：处于同一健康方法抗击人畜共患病的中心

Peter R.Wielinga,Jørgen Schlundt

摘要 食品安全处于同一健康的中心位置，许多重要的人畜共患病与食品生产链中的动物存在一定的关联。因此，食品就成了这些人畜共患病病原体的重要载体。食品生产链中缺乏跨部门合作是过去十年中食品安全的一个主要问题。一些较大的食品安全事件因为动物卫生部门、食品监管部门以及人类健康部门三者缺乏协作而受到极大影响，案例包括疯牛病和大肠杆菌的暴发、二zaozi001英危机以及三聚氰胺的故意添加，同一健康明确了对跨部门合作的需求及其产生的益处。本节重点关注在食用性动物及其食物制品上都曾出现的，尤其是通过食物传播给人类的人畜共患病病原体所带来的健康问题。我们关注这些问题不仅是因为它们与人类疾病负担息息相关，还因为这是具备一定跨部门合作实践经验的一个领域。食源性人畜共患病分为三类：寄生虫性、细菌性和病毒性。寄生虫性人畜共患病通常与特定的动物宿主有关，并且显著增加人类疾病负担。病毒性人畜共患病则与重大全球性疾病暴发有关，比如SARS、禽流感和猪流感。细菌性人畜共患病通常引起散发却广泛传播的病例，对所有国家均造成较大的疾病负担，比如沙门菌和弯曲杆菌。除此之外，食用性动物抗生素的使用亦已造成耐药（antimicrobial resistant, AMR）菌株的出现。认识疾病流行实质和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社会反应的差别是重要的。有些疾病引起了全球流行、大流行或潜在流行，促使国际组织、国家农业部门和卫生当局采取有力行动，比如禽流感。其他与工业化食品生产链相关的疾病，在某些地方已经被动物部门通过“从农田到餐桌”的预防行动进行了有效处理，比如沙门菌。在贫困地区，动物源性人畜共患病常常是“被忽略的疾病”，但在富裕国家却通过动物部门采取疫苗接种和捕杀等政策而基本消灭。

1 引言

为何食品安全行动能在同一健康一般方法中扮演关键角色？人们在古代就已经知道食用受污染的肉会生病，而保证动物健康可以促进人类自身健康。目前，通过良好的卫生管理、卫生保健、疫苗接种计划以及谨慎的药物治疗措施可以保证动物的健康，人类自身的健康状况也得到极大改善。然而，仍有许多人畜共患病威胁着人类健康，包括寄生于各种动物（从野生动物到家养动物，无论其是用作陪伴或是农用）的疾病。人类与动物通过饲养、捕杀、屠宰、食用动物及其制品（比如：牛奶、鸡蛋）频繁密切地接触，食用性动物和野生动物成为新发人畜共患病病原体的最大储存宿主和产生基地。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应用现代化的动物生产技术，人类在动物治疗和促生长方面增加了抗生素的使用量，因而对新发威胁出现产生了巨大影响——产生耐药细菌。

根据社会经济水平和人畜共患病病原体的不同，行政当局采取的预防人畜共患病的行动亦会有很大差异。大体上，与食用性动物有关的人畜共患病分为三类：一是以其强大的公共关系潜能引起全球扩散的疾病，此类疾病比如SARS、禽流感和猪流感的传播，通常由病毒引起并可激发大规模的应对行动，其中包括大部分国家采取的政治行动。二是其他与工业化食品生产链相关且广泛分布于生产体系内的人畜共患病，无论其所在的国家贫穷或富裕。预防这类疾病需要考虑整条生产链，然而大多数国家仍未能有效应对，比如沙门菌和弯曲菌。三是通过疫苗接种、选择性捕杀以及实施卫生管理已经消除或大幅减少的一组人畜共患病。在绝大多数贫困国家，这组“被忽略的疾病”极少被国家当局乃至国际组织所关注，这些疾病包括布鲁氏菌、牛结核病和囊尾幼虫病。

总而言之，所有这些疾病造成的负担都有可能通过跨部门的监测行动大幅度地降低（与经济复苏类似），这意味着面临人畜共患病威胁时，同一健康方法对提高人类的应对能力有着极大的潜力。

2 传播途径

人类和动物的细菌菌群通过食物、直接接触、环境而相互传播。图1描述了人和动物宿主最重要的细菌传播途径。细菌通过这些途径从食用性动物进入人类宿主，也能反过来从人类传播给食用性动物。

食源性途径可能是最重要的接触路径。绝大多数肠道人兽共患细菌性病原体（包括肠沙门菌、空肠回肠弯曲菌、小肠结肠鼠疫）的感染可能就是通过这种途径发生的。

图1 这是重要微生物通过人与动物接触传播的路径的示意图。蓝色显示表示可控的路径，红色表示不可控或者能够避开控制的传播路径。经环境传播有可能是通过存在于排泄物、患病动物内的病原体，在某些国家还包括患者体内的病原体进行的。除了作为直接消费品，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动物作为生产力用于食物生产，所以也被归入示意图。这些动物老了或死了的时候多是作为食品被消费（红色虚线），而不是让其自然死亡。野生动物有广泛的疾病谱，包括许多高致病性和致死性疾病，但它们的发病率很低。因为其相关风险很高，野生动物及其衍生的食用效应具有重要影响。西方国家的野生动物的重要性较低，但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以及正在发展的经济环境里，野生动物的消耗可能仍然很可观，例如农村地区由于可用性、食用性以及其他原因食用野生动物。此外一般来说，在发展中国家人类和食用性动物之间的接触更方便频繁。 

对于其他人畜共患病病原体来说，动物与人类的直接接触也是一种重要传播途径，例如布鲁氏菌（Brucellaspp）、肠出血性大肠杆菌（Enterohemorrhagic Escherichia coli, EHEC）、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ethicillin 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MRSA）的一些新株。来自生产性动物的细菌在环境中广泛传播，主要是由于它们存在于粪肥中。因此，环境和野生动物也转换为食源性病原体的宿主，并且成为食用性动物和人类宿主（耐药性）致病菌的来源。许多发达国家的野生动物消费量不大，这并不被视为主要的传播途径，与此相反的是发展中国家却在消费大量的野生动物。此外，由于农村动物饲养有关的生物安全水平较低，在这些国家中人和食用性动物的接触更加频繁。例如，一般认为2003年的SARS流行与人类直接接触和（或）食用野生动物，或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的间接接触有关(Guan et al. 2003; Shi和Hu 2008)。野生动物有广泛的疾病谱，其中包括一些致命的疾病。因此，野生动物的消费以及从野生动物将传染病传播至食用性/生产性动物的过程具有全球重要性。

3 食源性人畜共患病概论

虽然某些非常重要的人畜共患病与野生动物相关（某些情况下是直接由野生动物传播的），但其实国际上大多数的人畜共患病都与出于食用目的而饲养的动物有关，此类病原体包括细菌（如布鲁氏菌、沙门菌、弯曲杆菌、产毒素性大肠杆菌和钩端螺旋体）、寄生虫（如绦虫、棘球蚴虫和旋毛虫）、病毒（如H5N1和裂谷热）。当然也包括“非常规病原体”，比如朊病毒，它可以引起著名的牛海绵状脑病和新兴的人类克—雅氏病。

许多情况下，源于农场的疾病可以在农场得到有效解决。如动物的（主要是牛和羊）布鲁氏菌在许多国家已经被完全消灭，从根本上卸除了人类的疾病负担(Godfroid和Kasbohrer 2002)。同时，一些主要的寄生虫可以在农场层面得到有效控制，例如猪带绦虫（WHO/FAO/OIE定义为“潜在可根除的寄生虫”）和旋毛虫（存在于很多动物，包括猪），此二者在几个北欧国家养殖的猪中已基本消除(WHO/FAO/OIE 2005; Gottstein et al. 2009)。 

3.1食品生产链相关的人畜共患病

源自或者说是通过农场动物扩散的人类病毒性疾病（禽流感—H5N1和猪流感—H1N1）的暴发，在过去十年间拉响了全球警报。这些人兽共患的全球性流感暴发（H1N1甚至被WHO定义为大流行），无论在动物间（H5N1）还是人群间（H1N1）都扩散得很快。尽管地方性细菌性人畜共患病相关的疾病总负担可能高于流感暴发的数倍，然而正是这些暴发相对较少（却明显影响全球）的疾病将同一健康提上了全球议程。未能进行与预防人类疾病有关的预测，甚至未能监测到动物疾病的传播，这敲响了监管机构、政治家关于动物和人类卫生部门间跨部门合作需求的警钟。

与大规模暴发不同，细菌性食物相关性人畜共患病通常地方性地发生于农场动物。这些病原体大部分都能在工业化养殖的食用性动物中发现。我们应该意识到，在一些工业化环境中，绝大多数国家（包括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在生产食用性动物上占有主要份额。这种环境总是与大量重要的人畜共患病病原体有关，包括沙门菌、弯曲杆菌和大肠杆菌。这些病原体广泛传播、暴发流行且实际上成为了主要的全球疾病负担之一，然而通常却不被认为是重要的人类病原体。部分原因可能是同一健康体系的缺失，这种体系可以确保跨部门合作和数据共享，从而为描述当前真实形势和形成潜在的合理方案奠定基础。有一些国家（特别在北欧）已经着手通过建设“人畜共患病中心”来跨部门收集人畜共患病数据。数据共享贯穿动物、食品和人类卫生部门，促使出台以科学为基础的解决方案，通过降低沙门菌在动物群体中的流行以显著降低人类沙门菌病的发生(Wegener et al. 2003)。这些建设和方案都遵循同一健康的原则，并且从1994开始已经基本完成！类似方案对于所有工业化养殖国家同样重要，但值得注意的是，国家生产体系中相关部分（有时被称为商业）的有效解决方案常常会影响到传统贫困农民（有时被称为公共生产系统）。例如，1993年肠炎沙门菌通过商业部门引进的进口动物（家禽）进入津巴布韦，并且快速扩散至公共部门和公众人群(Matope et al. 1998)。该事件背景很可能是由于商界向公共生产系统出售年老动物，病原菌随之由动物进行传播，因此降低商业领域内交易动物的患病率也将降低公共体系的患病率，继而降低人群发病率。

图2 农场到餐桌的框架显示了传染病通过食物生产链传播的可能途径。我们主观定义了大多数动物来源的食品生产链中的七个阶段，对于不同的食物类型或非动物来源的食品，可根据同样的方法画出与之相应的生产链。图片的顶部是不同的监管组织，图片底部是不同的利益相关方。

 通过食品生产链造成的食源性人畜共患病传播已经超过20年，涉及的“农场到餐桌”问题与不同阶段的食品生产有关，但通常来源于农场（或者可以追溯到农场饲料）。这种认知清楚地反映了同一健康的思维，应该注意的是，在同一健康框架下的风险减低方案内，集中考虑到的食品生产统一体包括了所有利益相关方。图2呈现了从动物饲养到人类消费动物性食品的链条图。 

3.2与贫穷相关的人畜共患病

具有大流行潜力的人畜共患病（比如禽流感、猪流感和SARS）引起了世界各国领导人的一致重视，与此同时人们对与工业化食品生产体系相关的人畜共患病也获得一定认识，这促使一些国家开展了有效的风险减低行动。但某些重要的、倾向于影响穷人和边缘人群的人畜共患病，却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所忽略。

这些人畜共患病类型众多，其在动物群体中的流行情况取决于当地农业、人口和地理条件。很多解决方案都能极大减低这类疾病的疾病负担，但目前的行动仍然相对滞后（比如很多寄生虫疾病），WHO定义此类疾病为“被忽视的疾病”(Molyneux et al. 2011)。

这组被忽视的疾病包括细菌性疾病，如布鲁氏菌病（有明显后遗症）、钩端螺旋体病、Q热病（高死亡率）和牛结核病。在贫困地区，牛结核病似乎是伴随HIV呈现上升趋势，这增加了牛结核感染转化为活动性结核的概率。布鲁氏菌和牛结核病导致牛群生产力降低，但很少导致死亡。在发达国家，两者的感染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通过筛查—宰杀计划而消灭，从而有效消除此类健康问题(Godfroid和Kasbohrer 2002)。

重要的人兽共患寄生虫病包括血吸虫病、猪囊虫病、吸虫病和包虫病，其中几种导致高死亡率或者包括癌症和神经疾病方面的长期后遗症。猪囊虫病正成为贫困地区一种严重的公共卫生和农业问题。人类食用生的或未煮熟的含有囊尾蚴的猪肉而感染囊虫病，其传播途径是猪摄入人类粪便中含有的猪带绦虫虫卵而感染，所以该病与猪饲养卫生条件差有很大关系，这再次意味着传播的循环周期易通过有效的管理而打破，大部分发达国家已有成功案例。

鉴于贫困国家70%的农村人口都依赖于家畜和役用动物生存，这些携带人畜共患病病原体的动物可以造成巨大影响，不仅直接关系到人类健康，同时还潜在地影响经济收入与相应的疾病控制工作，例如，富裕国家能够实施的大规模捕杀行动，在贫穷国家却举步维艰，因为这样的措施不仅仅意味着损失食物，而且还意味着严重的社会经济破坏，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会威胁到国家稳定。 

4 食用性动物中的耐药性细菌

20世纪40年代早期，抗生素首次被用于控制人类细菌感染。抗生素应用的成功使科学家们在20世纪50年代将其引入兽医学，用于生产性动物和伴侣动物的治疗。除了用于农业动物，抗生素如今也被用于强化渔业养殖和控制植物疾病，其应用非常广泛。

动物抗生素应用包括三种基本途径：个体病例治疗、动物群体的疾病预防以及用作抗生素生长促进剂（antibiotic growth promoters, AGP）。AGP的使用方法为将抗生素以低于治疗浓度添加到动物饲料中以促进其生长。至今仍不清楚其机制，但该用途使得其消费量自引入以来急剧增加。总的来说首次引入后，抗生素改善了动物健康，且很可能将食品安全和粮食安全提升至高水平，因而使用量急剧飙升。从1951年到1978年，仅在美国抗生素的使用量就从110吨上升至5580吨(WHO 2011)。

然而，多年来对动物抗生素的使用也对耐药微生物产生了选择压力，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人类耐药性细菌问题。有一些曾经对抗生素敏感的细菌，现在已经耐药(Bonten et al. 2001)，其中有些抗生素非常重要，甚至可能是人类治疗的最后手段。目前国家当局和一些国际组织为减少抗生素的滥用已做出了巨大努力(WHO 2011;FAO/OIE/WHO 2003)，特别（但不仅仅）是禁止抗生素作为生长促进剂使用。但建立跨部门间的相互理解与实际解决方案依然存在问题。兽医和医生相互指责对方导致了抗生素耐药性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二者都合理——所有的抗生素使用都有可能导致耐药菌，因此抗生素在动物和人身上的使用都可能导致问题的发生。为了取得科学的解释，我们需要兽医和医生双方关于药物的使用数据，以及在食物、人类和动物中存在的耐药菌数据。因此在同一健康项目中，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都将协作开展必要的调查并且提供科学的解决方案，以有效减少抗生素耐药菌从动物到人类的传播（通常是通过食物），反之亦然（通常是通过环境控制）。 

5 国家和国际控制食品相关人畜共患病的同一健康努力

5.1控制人畜共患病的努力

显然，随着国际贸易和旅游业的发展和“地球村”的形成，我们今天的食物可能就来自昨天千里之外饲养的动物。为了抗击食源性人畜共患病，我们需要基于全球视野方法来改善和调整食品生产系统。国际上的不同组织已经认识到同一健康方法是抗击人畜共患病的最好方法。WHO（世界卫生组织）、OIE（世界动物健康组织）、FAO（联合国粮农组织）达成了一项研讨报告：“三方概念文件”(FAO/OIE/WHO 2011)，在此文件中，他们用共同的视角来表达合作需求。考虑到人兽共患疾病特别适宜存在于社会中最脆弱的行业内，故世界银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及联合国流感协调部门分享了同一健康策略以共同抗击人畜共患病（UN 2008）。同一健康方法将展示一些因为成本问题而暂时未被考虑的、关于人畜共患病治疗问题的解决方案。比如疫苗在有些情形下是预防疾病的终极工具，但因为大规模疫苗接种所产生的费用高于公共卫生收益而不予考虑。我们认为，绘制真实的不同利益相关者成本图，建立费用估算以及精减策略的框架，可能有利于找到（新的）可行方案(Narrod et al. 2012)。

国际水平的控制有利于预防人畜共患病的全球性传播，但这仍然不够。很多国家已经建立了专门的传染病或者人畜共患病中心，这些中心专注于人畜共患病，并帮助建立和协调部门间的合作。很多工作中心和项目重点关注于食用性动物源性人畜共患病，包括工业化环境的养殖动物和野生动物。

为了监测人畜共患病的暴发，许多国家当局和专家都按照国际卫生条例(WHO 2005)报告重要的具有潜在跨境传播风险的疫情暴发。此外，报告通常是基于自发性的ProMED邮件（www.promedmail.org），该项目由不同机构和个人赞助的国际传染病协会设立，基于互联网来监测世界范围内的新发疾病。项目致力于传染病暴发和毒物急性暴露时快速的全球化信息传播，包括动物和作为食品或者饲料的植物的传染病和毒物暴露，因而也支持了同一健康原则。

许多（国际）组织和上面提到的管理部门制定了指南，从而控制食品相关人畜共患病以及传播相关信息，比如世界卫生组织全球食源性感染网（GFN）（www.who.int/gfn）、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Med-Vet-Net组织（www.medvetnet.org）、（www.efsa.europa.eu/en/topics/topic/zoonoticdiseases）、美国疾控中心食品网（www.cdc.gov/foodnet）和其他一些组织。这些网络的目标基本一致：提高能力建设，提升基于实验室的一体化监测，促进人类健康、兽医和食品相关学科间跨部门合作，从而减低食源性感染的风险。 

5.2控制耐药性人畜共患病所做的努力

食用性动物中耐药性细菌的出现越来越受关注，利用同一健康原则可以有效处理这些问题。FAO/WHO/OIE通过合作，就如何采取综合方法和谨慎使用抗生素以减少动物和人类出现耐药菌的风险给出了重要的指导。谨慎使用抗生素指南在各自的网站已公开（如www.codexalimentarius.org; www.who.int/foodborne_ disease/resistance; http://www.oie.int/our-scientific-expertise/veterinary-products/ antimicrobials/）。

在此之前，同一健康方法就已经提出“食用性动物抗药性控制的全球原则” 的倡议(WHO 2000)。这三大原则是：

l 只有出现或可能出现特定疾病的情况下才能预防性使用抗生素，不应常规预防性使用抗生素来替代良好的动物卫生管理。

l 应当定期评估在控制流程中使用预防性药物的有效性，判断是否降低或停止其使用。预防疾病时应持续关注降低抗生素的预防性使用量。

l 在缺乏风险评估的情况下，任何情形下用于人体和动物抗菌药的抗生素生长促进剂应尽快停止或淘汰。

这些全球性的原则目前有如下补充：

（1）OIE和食品法典委员会关于谨慎使用抗生素的指南；

（2）WHO关于降低滥用/误用对食用性动物抗生素保护人类健康(WHO 2001)的六条重要建议：

1)（食用性）动物疾病控制中使用的抗生素列为强制处方药物。

2)在缺乏公共卫生安全评估时，如果某些抗生素同时用于人类疾病治疗，停止或淘汰其作为生长促进剂使用。

3)建立监测食用性动物抗生素使用的全国性系统。

4)引进（用于食用动物的）抗生素的许可前安全性评价，考虑其对人类药物的潜在抗药性。

5)监测抗药性以识别新发卫生问题，及时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保护人类健康。

6)制定兽医减少食用性动物滥用/误用抗生素的指南。

WHO（WHO欧洲区域办事处）在最新关于动物和人类使用中耐药细菌范围的文件中(WHO 2011)使用同一健康方法协助应对耐药细菌数量的上升，并且提出7项建议：

1) 加强国家多部门的协调，控制抗生素耐药性；

2) 加强对抗生素耐药性的全国性监测；

3) 推动提出使用抗生素的全国性策略，加强抗生素消费的监测；

4) 加强卫生机构中感染控制和抗生素耐药性的监测；

5) 预防和控制食品链条中抗生素耐药性的传播；

6) 鼓励新药物和新技术的创新和研究；

7) 提高警惕意识，保证患者安全，加强合作。 

许多国家已经依照联合国的原则和指南建立了控制人畜共患病和耐药细菌性人畜共患病的项目。特别是丹麦的耐药性人畜共患病控制项目已经获得国际关注，并且在不同的出版物中予以分析总结(WHO 2003;Aarestrupetal 2010;Hammerumental 2007)。其原因是丹麦政府和利益相关方提出用早期的同一健康方法来抗击耐药菌，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发现80%的鸡肠球菌是高度耐万古霉素的，而万古霉素是人类的最终治疗药物(Wegener et al. 1999)。在这次惊人的发现之后，丹麦建立了抗耐药菌知识和协作平台：1995年，丹麦耐药性监测和研究项目（the Danish Integrated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Monitoring and Research Program , DANMAP）受到丹麦卫生部、食品部、农业部、渔业部和科技部的支持。图3示意了DANMAP的组织架构，展示动物健康、食品安全和公共卫生三个部门如何协调工作。

图3 DANMAP的组织架构图显示了不同机构和部门如何一起工作，如何将人类、动物、食物的信息汇聚在一起

 建设并且持续更新DANMAP的目的在于：①监测（食品）动物和人类的抗生素消费量；②监测耐药菌在动物、食品和人类中的发生率；③研究抗生素消费和抗药性的关系；④识别传播路径和确定进一步研究的领域。DANMAP的发现之一，即药物使用数据对于问题的理解非常必要。丹麦引入Vetstat的自动程序收集所有兽医、药店和饲料厂处方药物定量数据(Stege et al. 2003)。凭借此信息，丹麦兽医和食品管理局（DVFA）实施了“黄牌倡议”(DVFA 2012)。规则类似足球比赛，农民和兽医将在过量使用抗生素时得黄牌，只有减少抗生素的使用（比如采用少量使用者的管理方法），才能撤销黄牌。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标杆，而且是告诉使用者要有与同行比较的意识。欧盟一些国家已经开始收集类似的数据并在国家层面比较抗生素的使用情况(EMA 2011)。

6 同一健康微生物学的全球标志

为了理解和预测食源性感染和一般性传染病的传播，通过饲养—食品链中的关键点监测传染病尤为重要。为了有效开展此工作，不同部门统一双向地收集数据以保证数据比较和整合，此前不同部门则是分别使用不同的技术方法。自2003年人类基因组第一次测序结果发表以来，DNA测序获得巨大飞跃。对于公共卫生和兽医学来说，全基因组测序（WGS）促使疾病诊断上升至新水平，目前已经显现其潜在收益，包括2010年海地霍乱暴发疫情追踪以及最近协助鉴别荷兰鹿特丹一家医院的多重耐药性肺炎克雷伯Oxa48菌(Potron et al. 2011)。2011年，德国出现了严重的肠出血性大肠杆菌（EHEC）暴发，通过WGS技术，我们可以追踪到细菌源自埃及进口的葫芦巴种子。

2011年9月，世界各地的专家（包括来自OIE、WHO、EC、USFDA、US CDC、E-CDC、各大学以及各公共卫生组织的代表）聚集在布鲁塞尔，他们认为虽然微生物全基因组测序的技术可行，但缺乏对WGS信息的全基因组数据库的有效利用(KupferSchmidt 2011)。此数据库应该对所有领域的科学家开放和获得支持，包括人类卫生、动物健康、食品安全，该数据库包括所有类型的微生物基因组数据以及用来追踪微生物来源的元数据。建立此类数据库只能通过不同层面的同一健康方法努力，应该包括国际的、跨部门的（比如人类、动物和食品）以及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合作。达到这样的目标不仅对发达国家有益，同时也能帮助发展中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基因组识别是抗击传染病历程中的巨大进步，其很可能就像手机普及一样，淘汰昂贵而专属的有线电话，让每个人交流都成为可能。微生物的识别和分型将在技术和经济上可行，使过去疾病预防控制的缺失领域变得可能实现。同时，发展中国家使用这项技术不需要建立昂贵的专业实验室系统，因为细菌、寄生虫和病毒检测所需的微生物实验室的工作基本一样。如果建立起合理、包容、开源的框架，WGS分析将为世界各国抗击传染病提供强有力的武器。

7  结论

同一健康方法是一种系统控制人畜共患病的方法，从而保证足够的食品安全和持续的粮食安全。显然，由于人类和动物之间传播的特殊性，人畜共患病的控制有赖于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微生物的控制：①动物；②食物链；③人类。此外，由于很多人畜共患病都是由动物传播给人类，所以最有效的干预常常是从源头即动物解决，如果这不可能实现，则应阻断其传播到人类的途径。

这一减少人类从食用性动物感染人畜共患病的方法需要所有人类和动物健康方面利益相关者们共同参与。他们应该一同努力，维持和改善动物健康和动物食品生产，只有这样才能将潜在的有害人畜共患病在动物中的生存机会和传播至人类的几率降到最低。从传播层面来说，食品和消费当局以及利益相关方确保动物宿主的外溢疾病几率尽可能低，这尤为重要。

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度由于不同国家和不同疾病类型有所区别。考虑到贫穷国家70%的农村人口都依靠家畜和生产性动物而生活，针对携带人畜共患病的动物的处理方法不同于工业化国家。要认识到，对于有可能造成全球化传播（比如禽流感）的人畜共患病的关注远高于地方性食品生产链上的人畜共患病，即使这些病原体存在全球分布且造成巨大疾病负担（比如沙门菌）。而且还要认识到，很多贫困国家存在的与食品生产系统紧密相关的重要人畜共患病（比如布鲁氏菌、牛结核、囊虫病），可以通过目前已知的干预措施获得极大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