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健康在蒙古国的发展 

Zayat Batsukh, B. Tsolmon, Dashdavaa Otgonbaatar,Baatar Undraa, Adyadorj Dolgorkhand, Ochirpurev Ariuntuya 

摘要 亚太地区新发疾病防治战略（APSED）规定，凡是与新发疾病有关的各个部门都要相互协调、相互合作并达成共识。在APSED的指导下，蒙古国已经在动物卫生部门和人类健康部门之间建立了一种职能协调的体制。人们认为监测与信息交流、危险评估与降低疾病风险、协调应对疾病的能力以及相互合作进行科学研究是人畜共患病研究框架的四个支柱。部门之间相互合作已经是预防和控制新发人畜共患病至关重要的方法。在“健康动物—健康食物—健康人类”理念的指导下，已经开始实施同一健康。这种在兽医和公共卫生之间建立起的相互协调体制功能已有所扩大，并纳入了与人畜共患病相关的食品安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以及气候变化等更多的工作之中。该体制中涉及的组成部门包括：人类健康部门、动物疾病管理部门、国家突发事件管理部门、环境部门、突发事件管理监督机构以及世界卫生组织（WHO）。这种相互协调机制的主要成果是提高了疾病监测、疫情应对的行动能力以及实验室研究技术。同时它也巩固加强了对那些北路略的人畜共患病（如布鲁氏菌病、炭疽和蜱虫病等）的检测和应对能力。通过例会和集体研讨会，各个部门已经达成了执行计划——降低疾病风险的五年长期计划（2011—2015）。该计划启动对29种人畜共患病进行优先度排序及危险度评估，并形成审查和修订的评价标准、程序和交流机制。2011年，来自不同部门的人畜共患病专家组成了一个研究小组，重点研究狂犬病、布鲁氏菌病和媒介传播性疾病。由此，疾病控制策略已经与科学研究和流行病学专业知识紧密相连。 

1 背景

1. 1国家概况

蒙古国是一个拥有270万人口（2011年数据）的亚洲中东部内陆国家，位于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并与之接壤。蒙古国是世界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平均1.57 km²/人。采矿业和农业是蒙古两个主要的经济支柱。多个世纪以来，蒙古国一直在发展畜牧业——养殖马、绵羊、山羊、牛和骆驼。农业（主要是畜牧业）是蒙古传统的经济基础，占国家GDP的20%并且提供40%的国民工作岗位。畜牧业是主要的经济支柱，对公共利益和出口收入均至关重要。

最近几年，由于快速的城市化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和郊区向城镇的移民数量急速增加。2010年，只有36.7%的人居住在农村地区，这些人口中大约有30%是游牧或半游牧民族。蒙古的行政区划包括21个省，首都为乌兰巴托（Ulaanbaatar）。 

1. 2 气候

蒙古国有着极端的大陆性气候：冬天长而寒冷，夏天短且多雨。冬天气温可低至-45~-50℃，而夏天又可达25~30℃。而且这种气候模式已经深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蒙古国的年平均气温在过去65年内上升了1.94℃，而且在过去30年里气温上升加速，同时森林及草原地区的降雨量都出现减少。在过去几年，由于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许多江河、溪流和湖泊已经干枯，牧地覆盖率减少了20%~30%，牧草的种类也在减少，种种变化加速了土地的退化和沙漠化进程。自然灾害如干旱、暴雪、洪水、暴风雪、暴风、极端寒冷和炎热天气以及地震等在全年频繁发生。由于一年四季都是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蒙古人十分依赖于自然和气候。

人数较多的游牧人群很容易感染人畜共患病。由于蒙古的经济收入极度依赖于畜牧业和农业，所以严寒的冬季和周期性干旱对牧群、农业以及人群健康状况均会造成不利影响。 

1. 3人畜共患病形势

2009年末到2011年，蒙古国的牧群数量由4400万降至3630万，而猪和家禽类的数量并未发生明显变化。包括布鲁氏菌病、炭疽、狂犬病、鼠疫和蜱媒病等地方性疾病对蒙古国造成了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

近几年，动物和人群中都呈现出地方性的动物源性传染病蔓延扩散，跨国界疾病的发病数量暴发性增长的现象。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的出现会使生物多样性锐减，动物和微生物群落的地域分布发生改变，进而可导致人畜共患病传播媒介的出现，并为人畜共患病的暴发创造了良好条件。关于动物疫病已经报道了超过20种细菌性和病毒性疾病以及18种寄生虫性疾病。而在15种必须向国际兽医局（OIE）报告的传染病中，蒙古国总共报告了6种，并且有4种疾病存在潜在扩散的危险性。

由于畜牧业产量的提高，气候的改变，土地荒漠化和矿业的发展等现实情况，控制人畜共患病有着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尽管目前的工作已取得一些进展，但是炭疽、布鲁氏菌病、蜱媒病以及狂犬病仍然对人类健康和社会公益事业造成威胁。 

2 人类和动物卫生部门之间的协调体制

亚太地区新发疾病防治战略（The Asia Pacific Strategy on Emerging Diseases, APSED）强调多部门间密切合作对防控人畜共患病有着重要意义。在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支持下，2010年2月，蒙古国正式成立了关于人畜共患病的跨部门协调委员会（事实上自2006年，许多合作项目就已经开始实施）。委员会的主席既不是卫生部的副部长，也不是粮农、轻工业部门的副部长，而是让他们每年轮流担任。委员会成员分别是来自卫生部（the Ministry of Health, MoH）、粮农轻工业部门的兽医与动物饲养机构（Veterinary and Animal Breeding Agency of Ministry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and Light Industry, MoFALI）、国家应急事件管理部门（Nation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NEMA）、自然环境部门、特殊检查机构以及世界卫生组织（WHO）的代表们。

“拥有一个强大的人类和动物卫生部门，与国家应急检验机构相互合作构建一个更健康的社会”是协调委员会的总体构想。协调委员会的责任有：在人畜共患病的预防和控制上制定联合政策；批准科技工作组制定的行动方案；在危险评估中提出建议、对疾病提出早期预警并在暴发时提出应急计划方案；评估修改人畜共患病的标准操作程序（SOPs）和指导方针以体现跨部门之间的相互协作；在国家和地方水平上，提供方法学以帮助提高专业机构的能力；促使各部门在早期发现疾病和应急反应方面的相互合作；监测并评价人畜共患病的总体防控效果。蒙古国人畜共患病中心的总干事在卫生部中担任秘书，负责常规协调和管理工作。

在协调委员会成立之前，卫生部（MoH）和粮农轻工业部（MoFALI）在2007—2009年成立了学术合作备忘录，通过相互交换每年的数据统计报告和血清学调查数据，对人畜共患病进行联合指导性调查。这些调查结果使那些对人和动物健康非常重要的人畜共患病的分布更加明确。联合调查促进了两个部门的合作，也确认了蒙古国出现了新疾病，如由蜱传播的乙型脑炎、西尼罗热、莱姆病、立克次体伤寒和Q热，这些新确认的疾病已经被列入法定传染病的名单中，以反映它们当前对蒙古国人民健康的威胁。然而，大多数行动的目标仅仅在于收集人畜共患病的病原体信息。在调查开展的期间可以看出两个部门之间最显著的变化是：联合工作使他们转变为连续地、系统地收集信息，以明确疾病的严重程度，并向公众宣传这些信息以提高其健康意识，做到早预警、早诊断、早预防和早控制。

2010年3月召开了跨部门协调委员会的首次会议，参会的有各组成部门、秘书、科技工作小组和评估小组，还有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代表。这次会议旨在讨论联合工作计划并起草方案。第一项工作是考核评估人和动物卫生部门目前的工作能力、监测系统、对事件的反应能力以及降低风险的措施。基于评估结果，制定出工作计划以应对不足之处和完善人畜共患病控制措施。

季会已经召开，并且优先制定了行动计划和干预措施。动物医学和公共卫生专家之间的例会是促进跨部门合作的一项重要活动。发生突发事件时，双方联合召开技术工作小组会议并进行及时沟通交流。这方面的实例之一是：炭疽于人群和动物中暴发之后，兽医与人类健康专家于2010年9月，与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国际性组织合作召开了一次联合应对的研讨会。而组织联合会议的费用可通过协调立法、实施联合计划和共享资源得以汇报，这包括了共享信息与监测数据，以及在地方水平上联合应对疾病暴发。这种合作模式在疾病暴发时已得到考验，并且从中汲取经验以便完善应急措施。

2010年6月，协调委员会组织了关于人畜共患病的首次国际性会议，来自各国家和地区的兽医学专家及卫生部专家参加了此次会议。是两个部门首次在专业水平上举办联合会议。这次会议就以下几个方面对现有的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以及监测系统的联合评估结果进行了评价：

●人力资源

●应对能力

●信息收集和监测

●实验室

●后勤和物资供应

国际会议之后，在蒙古国的各个方面中都正式建立了跨部门的协调体制。在社区层面上，社会意识、教育水平、媒体宣传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也使社区间能够更好地进行风险交流和实施健康教育策略。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蒙古国得以实现风险交流并推广针对职业危险人群和学校儿童的活动；在国家水平上，协调体制的目的是增进信息交流、促进专业知识共享、技术相互支持和协调立法。2011年，卫生部和粮农部制定了一个联合策略，旨在于2011—2015年做到降低重点人畜共患病的长期危害。  

3 信息共享、疾病监测、风险评估和降低风险

3.1 评定疾病级别

2011年1月，跨部门协调委员会对29种人畜共患病进行了重要性级别评定和风险评估，包括在人群中报道的地方性人畜共患病、出现在动物中的人畜共患病、蜱媒病以及有境外输入危险的疾病。目前确定的对人和动物卫生部门非常重要的人畜共患病总共有16种。由动物医学、公共卫生、实验室、研究机构和学术部门的专家们组成的技术工作小组召开了一系列研讨会进行详细的危险评估。这次重要性级别评定活动采用了世界卫生组织（WHO）的优先级评定方法以及其他国家的方法和工具。评出的重要疾病有：鼠疫、禽流感、炭疽、布鲁氏菌病、狂犬病、蜱传播性乙型脑炎、包虫病和兔热病，这些疾病都需要协同监测和应对。地方性疾病，如布鲁氏菌病和炭疽等曾被世界卫生组织忽略的疾病，也被蒙古国卫生部和粮农部门列入重点疾病名单中。这项计划尤其将疟疾、登革热、鼻疽病、弓形虫病、西尼罗河热、流行性乙型脑炎、肾综合征出血热及隐孢子虫病等列为需要合作研究的重要疾病。 

3.2 共享监测数据

对于禽流感及大流行性流感、炭疽、蜱传播疾病、狂犬病、布鲁氏菌病、鼠疫和一些寄生虫病等重点疾病，协调委员会制定了信息共享、疾病监测和突发事件的应急的标准操作程序（SOPs）。基于标准操作程序，兽医学部和卫生部会常规定期地进行部门间交流及信息交换。除监测信息共享外，两个部门应该在24小时内互相通知疫情暴发信息，并且在每月都要交换实验室数据和事件信息（如人群免疫水平、病例集中情况、牲畜死亡情况、动物突发死亡及食源性疾病的调查结果）。从2010年3月开始，每周的疾病信息就已经以电子简讯的形式在卫生部、粮农部门、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食以及农业组织及其他合作单位之间共享。 

3. 3蒙古国布鲁氏菌病控制情况

蒙古国是世界上人布鲁氏菌病发病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其布鲁氏菌病监测系统成立于1950年。1960年开始实施与屠宰经检测、确诊的患病动物有关的政策。1973—1983年，政府实行疫苗接种政策，使布鲁氏菌病的患病率由10% 降低到0.5%。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转变、监测公共卫生问题的系统面临崩溃以及由此造成的持续监测资源的缺乏，人感染布鲁氏菌病的事件再次发生。蒙古国曾于2000年引进一项新的免疫接种计划，其目的是在2010年根除布鲁氏菌病，但是由于牲畜疫苗接种、诊断及杀灭被感染动物之间相互矛盾的政策，导致这种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

在瑞士发展机构的帮助下，Sukhbaatar和Zavkhan两地建立了试点项目，对人、牲畜和狗的布鲁氏菌血清学阳性率进行调查研究。兽医学和医学流行病学专家将研究结果作为评估和监测2010年结膜疫苗接种效果的基线。另外，结膜疫苗接种运动也有助于国家控制布鲁氏菌病和牲畜出口的新策略发展。

尽管记录的动物布鲁氏菌病例数量在增加，但卫生部并没有报告人布鲁氏菌病病例数的增加。蒙古布鲁氏菌病的确切发病率很大程度上是个未知数，因为市级以下的地方缺少诊断布鲁氏菌病的设备仪器，从而导致不可计数的病例被漏诊。只有2%~3%的急性布鲁氏菌病患者被报告，即估计每40例病例中仅有1例被报告，这些数据均显示其报告率严重低于实际情况。动物部门的监测数据有助于卫生部门重新审视监测系统和实验室能力以提高报告率。两部门都把布鲁氏菌病确定为重点研究的人畜共患病之一。2011年，他们开始了基线患病率的调查，根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的推荐方法，他们采集了来自5种主要动物的20万份血清样本，以及2333份人血清样本进行实验室分析研究。自此，一项大规模的疫苗接种计划已经启动，其目标是在2020年控制并且根除布鲁氏菌病。这项计划将蒙古国划分为三个区域，2011年第一个区域中有1470万动物进行了疫苗接种，剩下两个区域也将对动物进行疫苗接种，在此之后每年对新生动物进行疫苗接种。 

3.4 联合风险评估以及降低风险

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炭疽威胁，蒙古技术工作小组就人和动物炭疽的防控制定了一项政策。这也是第一个涉及人、动物、突发事件管理、监查机构、食品安全、情报部门以及国际合作伙伴的降低疾病风险政策。这项政策基于过去30年全世界应对炭疽暴发流行和散发的优秀方法和经验。他们也为炭疽核定了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风险地图作为公共平台。此外还成立了一个联合技术工作小组，该小组成员包括来自动物医学研究所、国家人畜共患病中心、中央动物疾病诊断实验室的专家们，它将作为专业咨询中心和技术实施主体去提供方法建议及政策方案并使之得到相关部门批准。

为了应对野生动物中日益增加的狂犬病病例，在过去2年中兽医学部和卫生部门联合当地政府在学校、工作场地和普通人群中进行宣传教育活动以提高公众意识。2011年的世界狂犬病日，卫生部组织了一次认识和预防狂犬病的活动，并且组织培训卫生保健工作人员，兽医和学校卫生人员；卫生部门也给儿童及其父母和养狗者分发宣传册，张贴海报来预防狂犬病；同时媒体也制作并播放视频和卡通动画来进行宣传；兽医部门也开始给狗接种疫苗，并且对四个地区的街头流浪狗进行了宰杀处理。

兽医学部门和卫生部门已经成立了野生鸟类禽流感监测项目，其目的是建立早期预警系统，改善目前的监测网络。监测小组是多部门协调合作的典范，其成员包括来自兽医部门、卫生部门、环境部门、监督部门以及其他相关单位的代表们。

2011年，蒙古国卫生部和动物部门绘制了人畜共患病的流行病学地图集，这份地图集包含了大约50张地图，描述重点、稀有或被忽略的人畜共患病的分布情况。每张地图都有传染源的关键信息，包括ICD-10编码、流行病学特征、动物流行病学特征、气候资料、植被覆盖情况、传播途径、潜伏期、临床表现、治疗方法以及主要参考文献。另外，地图集还包括人口密度、牲畜密度、抗生素使用情况、免疫覆盖率以及其他相关因素，并且这些信息将会定期更新。到2012年地图集就可以在线使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地理参照数据以及地方流行病学资料的应用，使得新地图集比旧地图集的疾病空间分布质量得以提高。该地图集显示了有些疾病如布鲁氏菌病、牛白血病和马鼻疽病已经通过牛群迁移传播到了先前未感染的地区。这个地图集为评估人群的疾病风险和负担提供了创新的、有据可循的方法，最终使干预措施更有目的性，数据采集更加现代化。 

4 协调应对突发人畜共患病

在跨部门通告了口蹄疫、新城疫、人和动物炭疽、狂犬病和禽流感的暴发信息后，联合风险评估及调查得以实施。

炭疽暴发期间，由动物医学家、医学流行病学专家、监测及突发事件应对人员组成的应急小组隔离患者，限制疫区人员流动的措施，同时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更新地图集。对动物进行疫苗接种，加强对食品市场的监测，对人群进行健康教育以及信息交流都是应对疾病暴发的有效措施。快速应急小组第一次诊断了亚临床型及胃肠道型炭疽。现有的应急反应基础设施已经提高到可以在地方级和省级操作运行的多部门联合应急反应小组水平。经过培训后，21个省成立了应急小组。

多部门之间的协作能够实现人畜共患病的早期预防而不仅仅是对人畜共患病的紧急应对。同时，实验室的综合水平、监督行动以及对风险评估重要性的认知均有所提高。 

5 实验室合作

在亚太地区新发疾病防治战略的基本框架下，兽医学部和卫生部的实验室交流和合作在过去3年有显著增强。为了顺利开展监测、应对和研究行动，实验室共享了信息、经验、诊断试剂盒、实验标本和实验设备。卫生部的实验室受益于先进的动物医学实验室资源及人力资源。2011年，在一次不寻常的人炭疽病暴发期间，动物医学实验室协助验证结果和进行确诊检验。21个省的地方级动物医学实验室已经配备了PCR设备和试剂材料。

动物医学实验室还在Uvurkhangi暴发狂犬病和Khord暴发炭疽时提供了实验室诊断帮助。根据年度血清学调查，兽医学部和卫生部实验室的工作人员联合分析实验室结果，两部门所用的分析方法都经过评估，他们之间也共同分享经验。

由于人类和动物卫生部门间的相互合作，人类卫生部实验室的诊断能力得到显著提高。隔离、诊断和确认人畜共患病病毒及寄生虫病原体的先进方法和技术已经在国家水平上开始推广。有许多商业试剂盒已经用于疾病的诊断，并且分子实验诊断的疾病数量已经达到17种。血清学和分子诊断工具现可用于诊断森林脑炎、莱姆病、立克次体病，而这些疾病之前只能靠临床表现诊断。然而在蒙古，如汉坦病毒、西尼罗河热病毒、乙型脑炎病毒、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登革热病毒以及其他许多病毒由于技术局限性而无法被诊断，因此其疾病负担和流行病学资料至今是个未知数。

除了和动物医学实验室合作外，在发达国家进行人员培训对于提高实验室诊断水平也非常重要。从2010年以来，超过30名专家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中国、德国和日本接受了实验室生物安全培训，接受过实验室培训的专家中约23%来自地方性兽医学部和医学诊断实验室。

通过来自俄罗斯、中国、美国、德国和日本专家合作进行的分子生物学研究，许多种技术如CRISPR、PCR、VNTR和MLVA被引进并用于人和动物疾病实验室诊断研究，从而确定某些疾病独特和明确的基因型，如Y型鼠疫、B型炭疽杆菌、狂犬病毒、蜱传播的乙型脑炎病毒以及立克次体的一些种类。此外，利用这些技术新确定了汉坦病毒、西尼罗河病毒、无形体病、旋毛虫病和弓形虫病病原体。

复杂的情况仍然存在，这使人和动物诊断实验室的资源共享受到限制，人畜共患病跨部门协调委员会的最大挑战是改变法律和伦理环境。

蒙古打算在2012—2013年间，在公共卫生、临床、兽医学部以及食品实验室之间成立一个实验室工作网。

6 风险交流

之前处理疾病暴发的经验教训强调了宣传和公众教育的重要性。2010年，协调委员会评价了一项交流和行为改变的策略。该策略强调对高危人群进行宣传和公共教育活动。同时也强调积极主动地与媒体建立有效的沟通。由于公众意识的缺乏，地方性人畜共患病如鼠疫、炭疽和媒介传播疾病经常出现，并且布鲁氏菌病在牧民和兽医人群中具有较高的传染性。不健康的文化传统在人群中非常普遍，如喝生牛奶、吃未煮熟的羊肝、食用由生牛奶制作的酸奶。公众健康教育活动需要针对特定的社会团体、学龄儿童、职业人群，并且考虑文化、信仰、传统、教育水平、社会地位、职业和年龄。由社区和当地政府在学校和工作场所组织的健康教育活动，如在蜱流行的季节到来之前，宣传与怎样预防蜱传播疾病有关的健康信息、发放传单、张贴海报，均被证明是有效的。此外，卫生部组织每月新闻发布会确保重要的公共卫生信息被及时、广泛地公布；2011年3月，新闻发布会上首次提出了公共卫生领域中的“同一世界，同一健康”理念。

国家动物医学部、动物繁殖部门、动物医学研究所和卫生部通过电视节目，分发小册子，观看视频录像，给儿童制作卡通动画和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定期组织和开展强化全民疾病防控意识的活动。

为了防控炭疽、牙菌斑、蜱传播疾病、布鲁氏菌病和禽流感，动物和人类卫生部门合作发展了与降低风险的方法和干预措施有关的训练材料和课程。医学和动物医学流行病学专家、生物学家、实验室工作人员和气象专家接受了一些职工的联合培训活动和短期培训课程，这些活动和课程是针对蚊媒的生物学特征及监测数据库的设计以及病媒传播疾病方面的。 

7 合作研究

在蒙古国，像蜱媒性乙型脑炎、莱姆病和立克次体病这类蜱传播疾病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因为这类疾病在新地区持续流行扩张且呈增长趋势。畜牧业、气候变化、土地沙漠化、矿业的发展、新种类蜱的出现及虫媒的遍布等造成了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为了降低这些风险，一项由韩国国际合作部门（KOICA）资助的工程进行了虫媒和气候的监测以及对高危人群进行社区教育。这个项目是由来自不同背景的多部门人员合作参与的。在区域范围内，突发事件的监测应急部门与疟疾、媒介传播疾病及寄生虫病部门一起合作。

对气候变化的研究非常复杂，并且需要多部门协作。在跨部门协调体制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建立了媒介传播疾病的综合监测系统。该系统已经制定了监测程序应用于边虫病、Q热、蜱传播的乙型脑炎、蜱传播的疏螺旋体病、立克次体病和旋毛虫病的研究。该系统同时监测蜱的分布及种类、相关的微小气候和人类感染情况，并首次发现了旋毛虫病、边虫病、弓形体病和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能感染人，还发现无形体虫可存在于蜱体内。同时，动物医学实验室正进行蜱基因的研究。

结合受感染的蜱的密度和人发病率的变异情况以及气候因素分析，可以帮助人们识别与疾病传播有关的因素。针对蜱的流行情况、密度、生物型以及气候数据和植被覆盖情况的风险评估地图为早期预警提供了有用的公共卫生信息。逐渐增加的风险交流和员工培训提高了游牧人群的防护行为。 

8 国际合作关系

国家人畜共患病中心与包括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日本、瑞士、美国和德国在内的许多国际组织和国家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自2007年以来，人畜共患病方面的流行病学专家与中国检验检疫研究院合作，研究了解两国边界的自然疫源地以及环境对发病率的影响。这种合作研究包括中国卫生检验检疫局为NCIDNF捐赠了大量病毒学实验室设备，强化了实验室能力。实验室将以此为基础进行跨边界监测疾病，培训在职实验室工作人员，以及确认重要的公共卫生事件和疾病。

NCIDNF和慕尼黑国防部微生物学研究所联合进行鼠疫和蜱传播疾病的研究。两个机构每年都联合进行牧场研究和考察。他们的研究结果已经发表，并且在蒙古召开的国际人畜共患病会议上进行了展示。他们还与加马利亚的流行病学和微生物研究所合作进行关于细菌、寄生虫和病毒性疾病的研究和跨边界监测工作，并且第一次在蒙古国发现钩端螺旋体病、隐孢子虫病和弓形虫病的自然疫源地。

动物医学和公共卫生专家以及一些来自佛罗里达大学的同事已经开始着手鼠疫，蜱传播疾病和其他新兴疾病的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与佛罗里达大学合作最重要的部分始于2011年同一健康理念的培训课程，该课程吸引了来自动物医学研究所和卫生部的许多人员。他们希望该课程能吸引到美国学生和留学生。课程的内容包括：环境卫生、现代实验室技术、流行病学、物统计学、食品安全、气候变化、地理信息系统、毒理学和人畜共患病的研究。

9 面临的挑战和经验教训

亚太地区新发疾病防治战略促进了卫生部门和其他部门间的跨部门合作体制。然而，尽管在疾病暴发期间进行持续的风险评估，但仍缺乏对重点人畜共患病的跨部门综合风险评估。而基于经验的决策和应对能力，以及风险评估结果的利用能力也需要进一步提高。另外，人们意识到授予跨部门合作体制合法权利对于有效控制人畜共患病非常关键。每年跨部门的模拟演练对评估应急反应能力和更新修订合作应急指导手册是非常有用的。然而动物医学和流行病学家在省市级水平上的合作和信息共享仍然很薄弱。在地方水平上，动物医学卫生部门的参与对于有效监测野生和家养动物的人畜共患病起着关键作用，动物部门也需要提高实验室和流行病学调查能力。2011年工作总结会议中强调，需要发展和贯彻一套通用的监测评估框架，改善动物部门、卫生部门、食品安全检查局之间职责角色混淆和合作力度薄弱的局面，加强入出境的控制。

财政资助是成功控制人畜共患病的关键，因此需要粮农部，轻工业部门以及卫生部门共同努力寻找更加有效的方法（如为人畜共患病领域的活动吸引潜在的捐助者）以提高财政资助、协调分配国际捐助资源。

我们相信，动物医学和卫生部门之间已经建立了协调体制的坚固基础，防控人畜共患病的综合能力也得到显著提高。此外，人畜共患病的协作框架吸引了许多来自国际的合作伙伴以及大量资源。然而在该事业开始后，蒙古国仍然要做许多工作来降低人畜共患病风险。

文章来源：人民卫生出版社《同一健康与食品安全》（主译  陆家海  郝元涛），本文经主译同意发布，未经主译允许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