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部非洲传染病监测中心——同一健康实际上的核心模型

MarkRweyemamu, Dominic Kambarage,Esron Karimuribo,PhilemonWambura,Mecky Matee, Jean-MarieKayembe,AaronMweene, LuisNeves, JustinMasumu, ChristopherKasanga,Bernard Hang’ombe, KimKayunze, GeraldMisinzo,MartinSimuunza,Janusz T.Paweska

摘要 在面临的诸多健康难题之中，传染性疾病尤为重要，因为它对动物和人类的健康有着深远影响。近年来有证据表明新型的传染病数量不断增加。大量来源于动物的传染病实例提示我们，人畜共患病病原库是新发疾病中一个重要且潜在的丰富来源。由于在动物和人群中的病原体，尤其是特殊的人畜共患病原体，不可预测地产生或再现，传染性疾病将成为21世纪公共卫生和动物群体健康的一个重大挑战。非洲大陆承受着世界上来自动物和人类传染病最严峻的负担，但同时其所具备的检测、识别、监测传染病的能力却是最欠缺的。在近期从非洲及其他地区的人畜共患病疫情中所得到的经验教训里，清晰地预示着合作研究、跨学科研究中心、响应系统、基础设施建设、综合监测系统以及人力发展战略都是十分必要的。为了应对今后传染病带来的挑战，我们需要在国内和国际多部门（人类健康、动物健康笔环境部门）、多学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建立更多更强的合作，还需要加强涉及公众、学术以及私人组织和机构之间的共同合作关系。为了提高早期预警系统、流行趋势监测、传染病预测以及传染病暴发早期干预的效率，每个国家都有必要提高其自身的传染病识别和实验室检测能力。南部非洲传染病监测中心（The Southern African Centre for Infectious Disease Surveillance, SACIDS）根据同一健康非洲倡议，将南部非洲学术及科研机构与工业化国家的优秀科技中心，还有国际研究中心以一种合作伙伴的关系联结在一起。它致力于增强非洲国家发现、识别、监测动物和人类传染性疾病的能力，以更好地管理由传染性疾病所带来的健康威胁及社会—经济风险，进一步提高非洲国家调查研究与传染性疾病出现和再现有关的生物学、社会—经济学、生态学及人文因素的科研能力。

1引言

在HealthMap、EMPRES-i和ProMed等数据库所记载的官方或非官方报道的疾病事件中进行粗略检索，可以发现北美、欧洲和东南亚的疾病事件存在着聚集趋势。Jones等人（2008）将这一现象称作流行/新发传染病（EID）事件的地域来源的全球丰度地图。但它并不总是反映疾病流行的来源和地域，尤其不能反映流行病学特征或跨境特性。有关EID传播风险的研究(Brownlie et al. 2006, 2005; King et al. 2006;Rweyemamu et al. 2006; Jones et al. 2008;Woolhouse et al. Woolhouse 2008; FAO/OIE/WHO 2008; World Bank 2010)指出，亚洲、非洲很有可能为常见传染病或新发传染病的地方性流行提供藏匿之所，特别是人类—牲畜—野生动物的交界区。近期许多政府间会议，如2006年在北京、2008年在Sharm El-Sheikh、2009年在Winnipeg以及2011年在Stone Mountain举行的会议均强调了该观点。欧盟委员会在对同一健康的阐述中也含蓄地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即“通过预防和降低来自人类、动物与多样化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过程中的风险和危害，提升健康和幸福水平”。更为普遍的结论是大多数新发人类致病原来源于动物和动物制品，而全球化、气候变化和不以阻断病原体及地源性疾病（如在发展中国家或动物间特定的地方性流行）为目标的管理体系等因素均会加剧疾病的传播风险。此外，越来越多的证据验证了这种定向调查可带来的经济效益(Rushton et al. 2012; Jonas 2012)。

另一项观察结果表明，非洲可能是传染病负担最严重的地区。其中72%的疾病负担是由贫穷、社会经济机遇和动物健康的相互作用，和人类与生态系统等因素造成的，而世界上的其他地区这一比重仅占27% (Smith et al. 1999; Lopez et al. 2006;Kock et al. 2010; Muyembe et al. 2012)。此外，诸如干旱和洪水等气候变化、自然灾害或社会动荡导致的内部迁徙等不利因素，使得非洲疾病患病率、疾病传播和社会—经济影响逐渐恶化，也使许多群体陷入长期贫困的境地。

基于以上考量，人们呼吁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 SADC）的学术科研机构建立起南部非洲传染病监测中心（SACIDS）。 

2  SACIDS的简史

这项关于人类、动物和植物传染病的前瞻性计划旨在鉴别未来（至2030年）传染病传播风险的驱动因素（经济和气候变化）、未来疾病的威胁和未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有助于在文化、政治、经济发展和人类活动等社会环境的综合考量下评估传染病发生的风险（http://www.bis.gov.uk/foresight/ourwork/projects/published-projects/infectious-diseases）。这项计划中的以下结论与非洲的现况密切相关：

l 许多现有疾病的形势依旧严峻，同时将会有新的疾病出现——应当注意在过去25~30年间，75%的新型/新发人类传染病是来源于动物的。

l 大多数传染病是非洲和亚洲特有的。这也增加了非洲即将面临的被边缘化的风险。

l 非洲的传染病流行可能会严重限制人口迁移和非洲动、植物产品在国际市场的销售。

l 多部门间（涉及人、动物和植物）和多学科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会使传染病在预防和管理方面取得极大进展。

l 早期检测、识别和监测传染病的新技术体系能够提高我们控制未来疾病风险的能力，尤其是在应对来自国际化发展的挑战方面。检测、识别和监测技术的融合为运用创新性方法来控制非洲传染病风险提供了新思路。

l 社会环境对发挥新技术体系的优点至关重要。

鉴于以上这些结论，非洲召开的一系列会议均指出：为了提升非洲研究机构对传染病检测、识别和监测的能力，需要采取紧急措施来调动部门间的积极性。而主要的举措应是在国家疾病监测系统的基础上，培养和加强公共卫生和动物健康领域之间跨部门的合作。这些会议包括在Entebbe召开的非洲展望研讨会(Brownlie et al. 2005)，2004年于Kigali召开的畜牧业发展非盟董事会，2006年在埃及Alexandria召开的非洲科学家与决策人大会（Congress of African Scientists and Policy Makers, CASP），2007年9月在Pretoria召开的非盟展望会议，2007年8月在坦桑尼亚（Tanzania）的Arusha FAO-SADC-OIE联合召开的由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首席兽医官员（Chief Veterinary Officers, CVO）以及地区性牲畜、野生动植物和人类传染病（人畜共患病）领域相关专家参与的会议。

这些会议的提议和磋商在2008年1月22日到25日Pretoria召开的研讨会上达到了顶峰。此次研讨会首次提出了将非洲南部传染病监测中心（SACIDS）作为一个学术研究机构的愿景，也同时呼吁每个参与国都应建立一套正式的体制来促进传染病的跨部门合作，例如国家传染病虚拟中心或国家传染病监测中心（The National Centres for Disease Surveillance, NatCIDS）。

建立了SACIDS联盟的成员（即刚果共和国、莫桑比克（Mozambique）、坦桑尼亚和南非的医学和兽医学术研究机构）在2008年1月的研讨会上携同北部潜在的合作伙伴和技术与经济支持者，以及两位非洲植物病害研究专家一起，拟定了SACIDS的愿景、任务和主要目标。

图1非洲南部传染病监测中心（SACIDS）设置规划

3 SACIDS的同一健康模型

SACIDS是同一健康的一个虚拟中心。它促使南部非洲学术研究机构在涉及人类、动物及生态系统的传染病时与工业化国家的优秀科技中心，还有国际研究中心拥有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中心创始的非洲科研机构来自坦桑尼亚、刚果（金）共和国、莫桑比克、南非和赞比亚这些国家；而其共同创办的联合机构是伦敦国际发展中心属下的伦敦大学相关学院，包括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皇家兽医学院、亚非研究院以及位于肯尼亚的国际畜牧研究所（International Livestock Centre, ILRI）。

该中心的使命是：提高非洲检测、识别和监测（detect, identify和monitor, DIM）人类、动物和生态系统间传染病以及其相互作用的能力，以期更好地控制传染病带来的风险。

它旨在通过发挥其同一健康精神来完成此项任务，SACIDS将这项任务定义为：通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合作，解决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地方性环境中的传染病问题，从而促进对人类、动物和生态系统间相互作用的了解，最终提升公共卫生和动物健康水平(Rweyemamu et al. 2012)。这种关注与促进“同一世界，同一健康”发展理念的定义或假说相一致(King 2008; FAO/OIE/WHO 2008; European Commission 2010;Parkes et al. 2005; Zinsstag et al. 2011)。

图2 通过实践团队的方式进行研究学习

图3 丝状病毒项目的实践团队

SACIDS主要为机构能力发展的目标所驱动。它通过以下三个不同方向的假设来促成这一目标，即：

l 虚拟中心的理念会比单一从事传染病检测、识别和监控的实体中心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益。

l 主题驱动计划相比独立个体计划在影响力上有着更为快速的覆盖能力。

l 实践团队能够促进监督/指导受训者的质量和众多研究机构、项目和主题研究合作的质量。

3.1 SACIDS虚拟中心的基本结构

组织结构原则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公共卫生和动物（包括野生生物）卫生部门之间的平衡。这一点也反映在SACIDS的管理结构中，有两名非执行副理事协助一名执行理事的工作。其中一名副理事负责人类健康的相关事宜，另一名则侧重于动物卫生。

在发起该体系的四个成员国中，每一个国家都建有国家传染病监测虚拟中心（NatCIDS）。它将国内科研机构和负责人类卫生、动物卫生和环境卫生的政府部门联系在一起。每个国家的统筹者来自人类卫生部门，副统筹来自动物卫生部门（或统筹者来自动物卫生部门，副统筹来自人类卫生部门）。图1显示SACIDS的设置规划，其核心统筹单位是由Sokoine农业大学和参与国的NatCIDS构成的SACIDS秘书处，合作伙伴和联盟机构也都参与了SACIDS项目的执行（见图2与图3）。 

3.2  NatCIDS的作用

国家传染病监测中心（NatCIDS）在引领、指导、培训和产生创新科技以应用于监测和风险管理对策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的国家作用，这些管理对策包括早期预警系统、为迅速抑制或控制人类和动物传染病采取的应急准备和干预措施。NatCIDS由相关专家、流行病学家、国内利益相关者组成。为了完成共同项目并实现SACIDS的战略目标，NatCIDS的主要作用是促进多机构、多部门的合作以及国家和国际层面的协作。

简言之，NatCIDS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l 创建一个国家级平台，以便共享不同资源信息和协调关于传染病监测和风险管理的事项；

l 通过明确参考同一健康理念来评估和加强医学和兽医学的监测体系，从而协助国家疾病监测项目；

l 与利益相关者共同致力于在疾病流行或新发疾病发生时期做好早期准备、协调和应急响应；

l 在疾病暴发期间利用最先进的介入和调查手段更好地了解传染病发生的细节；

l 通过在国家层面申请经费，保证机构拥有长期的自足性；

l 在应用同一健康解决问题时，更有效地与其他非洲国家和北方的合作伙伴进行合作。

图4 SACIDS赞助索科伊内农业大学和赞比亚大学第一年硕士课程（第二年致力于研究项目）

3.3同一健康的培训

无论是富有或贫穷的国家，都不能避免微生物威胁的风险。尽管在特定情形下新产生或再次出现的传染源会有所不同，但事实上控制疾病传播的挑战并没有差别。但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有相同的能力去应对这种挑战。在“地球村”里，各个国家/地区有不同的优先发展顺序，尤其在经济和基础建设资源上有所不同。然而在这些国家/地区里，人类、动物和动物制品数量的空前增长，隐藏着对各个国家/地区和整个国际社会的生物风险。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病原体不再按照传统的认知进行划分，这一现象促使同一健康紧急倡导健康相关学科进行广泛的合作，并在健康教育方面提出了新议程。与人畜共患病有关的项目使人们不仅意识到这需要各学科的参与(Marcotty et al. 2009; Roth et al. 2003; Zinsstag et al. 2007)，同时也开始意识到应该改变卫生专家的培养模式(Marcotty et al. 2009; Zinsstag et al. 2011)。与此背景相反的是，SACIDS将两个同一健康培养的为期两年的理学硕士（MSc）计划纳入其能力发展计划中。一个是赞比亚大学兽医学院的分析流行病学研究，另一个是坦桑尼亚Sokoine农业大学的分子生物学研究（见图4）。 

3.4同一健康研究能力的发展

SACIDS联盟用来刺激研究的实践团队方法(Wenger et al. 2002; Rweyemamu et al. 2010)，被用于提升七种主题的能力，每一个主题都有其特定的实例。这些主题是①新发病毒性疾病——以埃博拉病毒（ebola）和马尔堡病毒（marburg）为代表；②依赖气候的媒介传播疾病（里夫特裂谷热（Rift Valley fever））；③可能在野生动物、家畜和人类种间传播的疾病——以肺结核为代表；④与经济和重大食品安全相关的疾病——以口蹄疫为代表；⑤罕见细菌性疾病——以鼠疫为代表；⑥疾病监测和预警分析系统——关注参与性流行病学和对现场数据收集和传送的移动技术的应用；⑦用于同一健康政策研究的社会经济学方法。

本研究的地理学关注点处在人—牲畜—野生生物高度交叉的生态系统和跨边界区域。每个主题的实践团队由一名职业发展型的博士后研究员（3~5年制），两到三名4年制的哲学博士学生以及相同数目的2年制的哲学硕士或理科硕士组成，所有人员都由南非、英国和国际家畜研究所（ILRI）的专家们进行监督管理。研究鼓励每个实践团队寻求本国拥有相近目标的其他小组的协作。 

4案例研究

4.1非洲新型沙粒病毒的发现和特性

新发疾病尤其是负链RNA病毒介导的人畜共患病，仍旧是危害全球公共卫生和动物群体的可怕难题。沙粒病毒（arenavirus）是一种主要由啮齿类动物传播的病原体，能够引起人类严重的病毒性出血热（VHF）综合征。沙粒病毒科（arenaviridae）已经分离出23个可识别的物种，其中6种能引起高病死率VHF的暴发。目前拉沙病毒（lassa virus）是唯一一种已知在西非能够引起人类VHF的沙粒病毒(Buchmeier et al. 2007; Charrel et al. 2008)。但2008年9月，一名先前未知的感染了沙粒病毒的危重患者从赞比亚的Lusaka入境，病毒经空气传播导致约翰内斯堡发生了院内VHF惊人的暴发感染，其病死率达到80%。在暴发期间，国际合作使得这种新型病毒得以迅速识别。这一事实证明卫生和科学团体是可靠的，并且他们有强大的工具来快速检测，可以应对新型未知病原体的挑战。这次的暴发历史是高致病性沙粒病毒可以在非洲更广泛地流行的一个严峻的预警(Paweska et al. 2009)。该事件也表明，跨国活动的患者会造成高危病原体以不可预知的方式扩散并造成严重的公共卫生后果。包括无偏高通量测序应用在内的基因组分子学研究可以快速了解沙粒病毒家族新成员(Briese et al. 2009)的特性。它被暂时命名为Lujo病毒（LUJV），但我们对它的生态学、流行病学、宿主范围、自然传播周期和分布并没有足够的认知。鉴于感染LUJV的患者有不同寻常的高死亡率，所以需要对病毒的组织趋性、复制和传播、对啮齿类宿主和其他潜在的包括灵长类在内的脊椎动物宿主的致病机制进行研究。

LUJV的自然储存宿主仍未明确，首例（记录）病例的传染源和感染途径同样也无法获知。她（首例病例）在其农田里饲养宠物和马匹，有证据表明在马厩里有啮齿类动物活动，啮齿类动物尿液中的排泄物能够污染地面上被丢弃的物品，这些物品可能包含了碎玻璃，这块碎玻璃在她被医疗中心护送到南非的10天前曾割破了她的足部(Paweska et al. 2009)。因为她被割伤后在沙粒病毒的潜伏期内表现出了首发症状，所以上述情况可能有着潜在的流行病学相关性。非洲沙粒病毒的自然宿主是鼠科的啮齿类动物，尤其是多乳鼠类。目前只有非致病性沙粒病毒在赞比亚周边地区被发现。赞比亚在LUJV暴发后的一年内开展一项关于多乳鼠类间沙粒病毒流行现况的研究，这项研究从2009年5月到8月对Lusaka、Namwala和Mfuwe周边地区进行调查，但并没有局限在病例所在的农场。然而在捕获的总共263只啮齿类动物中，仅有5只出现沙粒病毒的肾脏感染，在Lusaka附近捕获的23只啮齿类动物中17%呈沙粒病毒阳性；在Namwala捕获的24只啮齿类动物中仅有4%为阳性，但是在Mfuwe捕获的143只啮齿类动物并未发现阳性。对4种赞比亚沙粒病毒分离株的进化分析显示，东半球和西半球的沙粒病毒序列存在不同之处。Lusaka和Namwala的新型病毒种被共同定义为Luna病毒（LUNV）。LUNV与LUJV有明显的遗传学差异，但LUNV与非洲中部到东部的非致病性沙粒病毒有密切关系(Ishii et al. 2011)。

4.2 2008—2011年南非里夫特裂谷热的再发

1950至1951年间首次报道里夫特裂谷热（RVF）在南非的大暴发，随后在1953年、1974—1976年以及1999年均有确诊的人类感染病例，在2008至2009年间出现了局域性和相对独立的暴发疫情，但是在2010—2011年却出现了大暴发，影响范围广泛。2008到2011年期间，超过2000个疑似人类RVF病例样本被提交给国家特殊病原体研究所的国家传染病卫生实验室进行检测确诊。2008至2009年，共有24例非致死性人感染RVF病例得到实验室确诊。2010年，有241例人感染病例确诊，其中25例致死。2011年37名记录在册的确诊病例中没有死亡病例。以上暴发与驯养的反刍动物的疫情暴发有地理相关关系。暴发大多数发生在国家的内陆高原，尤其以Free State、Northern Cape、North-West、Eastern Cape和Western Cape为主。RVF的人群暴发在2010年3月达到高峰，有超过100名病例得到实验室确认，从2012年截至目前没有报告新病例。同一时期，共有13,902个动物病例得到确诊，其中8,581例已经死亡。动物病例主要是圈养反刍动物，但是包括水牛、黑貂、白斑羚、羊驼、美洲驼和亚洲水牛等在内的野生动物也有感染。动物和人感染病例在地理上的重合表明大多数人类通过与感染动物的直接接触而被感染。事实上，254例（89%）确诊病例均有与动物组织或体液的接触史。所有死亡病例均发生在2010年（病死率为10%）。2008到2010年总的病死率为8% (Jansen van Vuren et al. 2012)。C系病毒的遗传变异体导致了2008—2009年疫情暴发。C系病毒包含津巴布韦（Zimbabwe, 1978—1979）、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 1991）、 肯尼亚（Kenya, 1997—1998, 2006—2007）、南非（1999）和马达加斯加（2003）的病毒分离株。2010至2011年的暴发是由2004年首次发现的H系纳米比亚（Namibian）分离株相关的病毒变异株造成的。但在2010年的暴发的病毒分离株中，其中一株在遗传学特征上截然不同，它与Smithburn嗜神经疫苗株的变异株密切相关。此病毒从一名兽医身上分离出来，兽医可能是在给可能已被病毒野生株感染的牲畜接种疫苗时被针头刺伤而被感染，因此这个分离株可能是野生株与RVFV毒株的重组体(Grobbelaar et al. 2011)。 

4.3刚果盆地丝状病毒（Filoviruses）的生态学研究

研究认为人类感染丝状病毒的散发病例是由于与感染动物接触，或直接接触被感染者的血液或体液进行传播。被丝状病毒感染的个体通过病毒介导的早期固有免疫应答产生损伤作用，这造成丝状病毒感染后病情的快速发展。由于缺乏有效的抗病毒疗法和经审核可用的疫苗，以及丝状病毒从宿主到人类的特性也未曾掌握，因而束缚了人们对丝状病毒疾病发生和传播的有效控制。丝状病毒属中的马尔堡病毒(marburg virus (Saijo et al. 2006))和埃博拉病毒(Ebola virus (WHO 1978a, b))分别在1967年和1976年被首次发现。流行病学研究表明蝙蝠可能是人类和非人灵长类动物长期以来发生丝状病毒的疫情暴发的主要来源。尽管人们为控制丝状病毒疫情地区成千上万的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宿主而付出了深入细致的努力，可现场隔离埃博拉病毒(ebola virus)并不成功，丝状病毒的生态学及流行病学机制也尚不完全清楚。这主要是因为丝状病毒的无规律暴发发生在资源紧缺、地理位置偏远的非洲。因此，每次疫情暴发时流行病学调查很滞后，并且主要依靠国际支援。另外，要处理丝状病毒需要用到这些非洲国家所不具备的四级生物安全实验室（BSL 4）。因此，当丝状病毒暴发的时候，获取病毒的生物学、生态学及流行病学的信息需要国内外专家的共同努力，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所需的资金、培训、诊断材料和实验室支持。

南非传染性疾病监测中心（SACIDS）对刚果盆地及刚果国内丝状病毒暴发的地区进行了生态学研究。这次共同合作研究的组织包括几家刚果国内机构（比如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Kinshasa兽医学实验室、Kinshasa大学）和南非国家特殊病原体中心分支中的国家传染病研究中心（NICD）以及世界卫生组织（WHO）。在这次联合行动中，刚果的机构提供现场采样的管理和人力资源，国际组织（SACIDS、NICD/NHLS、WHO）提供最好的安全实验室设备、培训、资金和统计支持。此次联合行动的目标包括从DRC地区假定的线性病毒宿主中采集样本，特别是蝙蝠类，并且在NICD/NHLS 的四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对样本进行分析（见图2）。这些研究是基于“蝙蝠是埃博拉病毒宿主”这一假设。所以这次的目的是要从蝙蝠器官组织中分离出埃博拉病毒。

SACIDS组织的1名博士后、2名博士生和2名理学硕士进行了此项目中一些其他研究，以期提高对埃博拉病毒病流行病学的了解，从而发展疾病的快速监测技术，并运用蝙蝠细胞培养技术来分离病原体，评定宿主体内的致病机制。研究结果将有助于改善预防和应急政策从而控制该疾病。 

4.4调查赞比亚和坦桑尼亚啮齿类动物和跳蚤中鼠疫杆菌的存在状况

分散在世界各处生态疫源地的啮齿类动物和它们的体外寄生跳蚤常带有病毒和细菌性病原体。人类和啮齿类动物及跳蚤的密切接触被认为是病原体传播的一种途径。人口密度的增加使人不断地迁移到新的领域，从而提高人类感染啮齿类动物和跳蚤传播病原体的风险。一个经典的例子是鼠疫耶尔森菌（Yersinia pestis），这类杆菌通常通过跳蚤传播。其所引起的人畜共患病发生在亚洲、非洲和美洲的许多地方(Stenseth et al. 2008; WHO 2000)。有记录记载主要的暴发发生在非洲，因为那里的生活条件使人们跟啮齿类动物跳蚤能够密切接触。居住地周围环境外的啮齿类动物是很重要的，它们可能在森林宿主和人类之间起到中间宿主的作用。我们在赞比亚和坦桑尼亚实施了现场实验，目的就是了解鼠疫杆菌在这样的环境中的传播途径。因为耶尔森氏菌需要合适的生物保存环境(Hinnebusch et al. 1998)，所以这个研究侧重于通过运用更简便、更安全的分子生物学方法来分析鼠疫耶尔森氏菌(Yersinia pestis)在啮齿类动物和跳蚤中的感染情况(Hang’ombe et al. 2012) 。已知鼠疫病例流行的地区被列为监测区，在这些地区里，潜在的患者、啮齿类动物和跳蚤均进行耶尔森氏菌监测。另外，我们设计了有利于在这些偏远且难以接近的地区进行样本采集的最佳方案。研究结果将对疾病控制策略产生直接的影响。

基于相同生态系统内一致的研究模板，我们对其他病原体的感染状况也同时进行了调查研究。目前为止，该研究已经在啮齿类动物中发现了新型沙粒病毒的感染(Ishii et al. 2011)。此外关于鼠疫耶尔森菌的研究协议已经成功地运用于控制赞比亚炭疽杆菌感染的暴发。

4.5关于威胁食品安全及国民生计疾病的合作研究

口蹄疫（FMD）是一个运用同一健康方法重点研究威胁食品安全及国民生计的典例(Perry et al. 2008)。FMD是一种在驯养或野生偶蹄动物中，具很高的接触传染性和经济毁坏性的疾病。FMD可引起幼年动物的死亡，并造成成年动物的产量降低，从而威胁食品安全和国民生计。FMD的致病因子是FMD病毒（FMDV），该病毒属于微小核糖核酸病毒科，口蹄疫病毒属。共有7种免疫血清型（O、A、C，以及南非地区的SAT1,SAT2,SAT3和Asia1），在全球范围内有着不同的流行集群分布(Rweyemamu et al. 2008)，每种血清型中也有不同的地区分布(Knowles et al. 2003; Vosloo et al. 2002)。在南非，因为有逐级管理的区域协议和承诺，FMD被认为是一种具有战略性意义的疾病。因此，该地区开展了与FAO、OIE和AU-IBAR的合作，即SADC FMD逐级控制途径(SADC报告, 2011)。南非十分依赖家畜产业作为其经济增长来源，偏远贫困地区近50%的南非人口的生计来自于家畜养殖(Perry和Rich 2007)。虽然在南非FMDV的流行病学研究是重要的，但是在SADC区域并没有对其进行持续且深入的研究。SACIDS正在开展一项关于南非FMD地方性流行的复杂流行病学和分子决定因素的调查，关键的研究问题是“什么造成了FMD在南非的流行，以及如何进行危险控制？”该研究采用了社区实践方法，与东非的其他倡议如有资金资助的FMD项目—SADCTAD、BBSRC-CIDLID和DANIDA合作。目前为止，在坦桑尼亚不同地理区域采用ELISA 抗体，NSP ELISA、RT-PCR和FMDV衣壳蛋白的基因测序的方法，已鉴定出四种血清型（A、O、SAT 1和SAT 2）及各自的地区型（Kasanga et al. 2012；提交中的手稿）。这些研究结果将揭示流行的FMDV毒株的地理分布、基因多态性和抗原性，FMD地方性流行的流行病学和分子决定因素，及FMDV野生株的进化特征。该信息有助于制定及推荐适宜于预防和控制非洲FMD的策略，从而促使动物产两增长并加强食品安全和改善国民生计。在未来可以采用类似的方法，对其他威胁此区域食品安全和国民生计的疾病如小反刍兽疫（Peste des Petits Ruminants, PPR）和非洲猪热病（African Swine Fever, ASF）进行研究。 

4.6人类—家畜—野生动物间及跨境疾病监测系统的发展

我们采用参与式的方法，设计了一个监控系统运用于三个生态系统的动物和人群的疾病监测是系统，这三个系统分别为Ngorongoro、Kagera河流域和Zambezi河流域中。在非传染病监测中心（SACIDS）、东非一体化疾病监测网络（EAIDSNet）与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国家传染病疾病监测中心（NatCIDS）的协调与共同努力下，造就了同一健康在这三个生态系统的疾病监测策略的发展。Ngorongoro生态系统代表了最大的人类—野生动物—家畜的相互作用区域。这个生态系统以由马赛人居住为主的牧区，他们主要以牧牛、山羊和绵羊为生，并与Ngorongoro的野生动物保护区极为接近（NCA）。其他的两个监测点（Kagera和Zambezi河流域）代表着跨境的生态系统，这样的同一健康监测对诊断和管理跨境的传染病可能具有潜在影响。Kagera河流域生态系统位于东部非洲大湖区，是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和坦桑尼亚的接壤之地。Zambezi河盆地位于非洲南部，是赞比亚、安哥拉、纳米比亚、博茨瓦纳和津巴布韦的接壤之地。在同一健康的疾病监测策略中应该包括两个互补系统，即：（A）旨在积极调查收集疾病资料并以社区为单位的主动监测（CAS）系统，使用简单的临床症状作为病例定义对动物和人群进行症候群监测。该系统采用社区的健康报告者（CHRS），由其主动筛查发生在人群、野生动物和家畜种群中的疾病事件。在调查收集时，这些事件的数据将通过使用Epicollect数据的安卓手机进行实时记录与传输。（B）以社区为单位的被动监测（DPS）系统，该系统在动物和人类卫生部门通过现有的监测方法（IDSR），应用移动技术传输两个卫生部门间的实时数据来增强监测效能。

SACIDS通过与英国其他机构（皇家兽医学院和帝国理工学院）以及东南亚的卫生机构（BIOPHICS、泰国卫生部门、MBDS和InSTEDD、柬埔寨）的合作以协助改善的同一健康监控策略。这两个系统（CAS和DPS）的数据分析是相关联的。通过从远程站点CAS和DPS系统收集的数据集中存储于SACIDS总部的服务器上（用于Ngorongoro生态系统），而那些来自Zambezi河生态系统的数据则存储在赞比亚大学（UNZA）的中央服务器里。数据存储点由部委担任托管者，并负责为各自国家的人类和动物卫生部门存储数据。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并总结后所得出的报告，将在这两个部委和区总部中基于现场的疾病管理单位中共享。 

4.7同一健康的政策研究

最近，同一健康的概念在地区和国际极中获得了极为广泛的关注，这推进了同一健康倡议的形成，并促进了部门间协作模式的发展。同一健康理念在人群和动物健康计划的主流化有望推进综合性和有效性风险管理策略的发展，实现人、动物、植物和环境最佳健康的目标。为实现这些目标，SACIDS采用了的七个研究主题之一的基于社会经济研究方法的实践团队项目（包括卫生政策研究）。项目主题包括①非洲各国内同一健康的发展，卫生政策、计划/战略和管理结构，以及它们将如何影响人类和动物卫生服务系统；②范围、性质和影响部门间协作的因素，特别是对人兽共患疾病的监测和控制方面；③传染病的社会经济影响及对其控制；④医疗卫生行为的影响，以及寻求关于人类和动物健康的卫生政策和服务系统。按照设想，COP的推动将产生一些额外的信息，会有利于为加强部门间在感染性疾病的检测、识别、监视和控制的协作创造一个良好的平台。

5同一非洲，同一健康

作为一个现实中的中心，SACIDS一开始仅是专注于非洲的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的地区，并展望类似的区域实际中心将出现在同隶属于非洲联盟的东非（EACIDS）和西非（WACIDS）等地区。在2005年于恩德培举行的非洲传染病会议中，专家们呼吁以泛非洲的角度对传染病进行疾病管理(Brownlie et al. 2006)：

“通过泛非洲地区的共同努力，由非盟成员国政府共享，反映非洲社会需求，得到国际社会支持，达到一个人类健康或生计、农业和经济发展不再受传染病危害影响的社会的目标。”

以上论点是Rweyemamu等人（2006）对非洲的人类、动物、植物传染病的未来风险评估的进一步阐述。2007年9月蒙巴萨的非洲科技部第三次常规会议上进一步讨论了这一理念。从2008年后，非盟就已经开始详述包含此理念的一个政策架构。在EACIDS和WACIDS都处于萌芽期时，非洲就已经有了几个同一健康导向的发展项目，比如韦尔科姆基金会资助的非洲项目、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和激励的中非和东非的兽医和公共卫生学院院长组织促进同一健康培训的机构项目（OHCEA）、着重于同一健康的非洲现场流行病学网络（AFENET），以及东非共同体的东非疾病监控网络（EAIDSNet）。在非洲联盟内部架构中，非盟内部的非洲动物资源局（AU-IBAR）则通过禽流感项目获得的经验，正在研究一种基于同一健康的、能推动上述理念发展的关键方法。

同时让人鼓舞的是，国际家畜研究所（ILRI）的其中一个新项目与同一健康的研究方法有关。ILRI的总部设在肯尼亚。一些在对非洲项目进行捐助资助者些聚焦于同一健康主题。与此同时，SACIDS的任务除原来在南非以及东非的重点项目外，现在也延伸到了整个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

“同一非洲，同一健康”项目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可以让不同领域的研究人员共同参与的研讨平台。为了实现该宗旨，SACIDS在2011年7月召开了非洲第一届“同一健康”会议（http://www.ojvr.org/index.php/ojvr/issue/view/33）。但无论是SACIDS还是任何上述提及的初步举措，在此阶段都没有充足的资金定期召开会议。

文章来源：人民卫生出版社《同一健康与食品安全》（主译  陆家海  郝元涛），本文经主译同意发布，未经主译允许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