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健康方法在关于亨尼帕病毒研究方向的应用

David T. S. Hayman, Emily S. Gurley, Juliet R. C.Pulliam,Hume E. Field

摘要 亨尼帕病毒可对人和家畜造成致命的感染。果蝠作为亨尼帕病毒的野生储存宿主的同时也传播该病毒，人们推断这是（至少是一部分原因）由人类活动改变了宿主生态情况而导致的。通常地，人类和家畜的死亡大多发生在亚洲和澳洲，然而新近的研究表明亨尼帕病毒也出现在东半球热带地区的蝙蝠体内。本章回顾了同一健康方法在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和孟加拉国三个地方对亨尼帕病毒研究的应用。对于降低未来人类及家畜因感染亨尼帕病毒的致死率方面的研究，我们建议运用同一健康方法去辨识及寻找人类、家畜和野生动物生态系统中复杂的交互作用，会比选择性地应用单一学科方法更为成功。 

1 引言 

亨尼帕病毒可感染野生动物、家畜和人类，其暴发和人类活动早已划上联系，而同一健康范式正是通过多学科协作来争取人类、动物、环境三者的最佳健康状况的，因此，亨尼帕病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当有帮助的视角，从中我们可以窥视到同一健康范式的发展和实践。另外，亨尼帕病毒曾在经济和文化发展不相匹配的国家暴发，如澳大利亚和孟加拉国。这一事实为对比研究法和对跨物种交汇的思考提供了机会，其中后者可提升对不同条件下跨物种传播的通常过程的理解。迄今，研究亨尼帕病毒所采用的同一健康方法主要把重点放在整合人群与兽医的健康上。然而在澳大利亚发生的从蝙蝠到马的亨德拉病毒（HeV）的持续性传播，以及在孟加拉发生的由蝙蝠到人的尼帕病毒（NiV）的扩散，这些事实都在表明，防止亨尼帕病毒肆意蔓延的道路上，我们依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复杂的问题，同一健康方法亟待更长足的改善和提升。在这样的背景下，针对亨尼帕病毒的研究集合社会科学中各学科的力量也显得尤为重要。这种学科的综合不可或缺，它有助于甄别出既能被当地接受又切实可行的干预手段，从而推动行为改变，以达到减小跨物种感染风险的效果。本章我们会回顾1994年澳大利亚第一次HeV大暴发之后的亨尼帕病毒研究。我们认为，人类医学和兽医学的整合，以及生态学和流行病学的整合，是控制亨尼帕病毒的重要步骤。但是这种整合却可能在部分情况下显露出不足之处，尤其是当诸如政策和法规等自上而下的干预不够切实有效时，则常常会发生基础设施和资源受限，或者某些个体身处疾病险境却浑然不知的情况(Spiegel et al.2011)。最后，我们针对最近从非洲获得的发现，即亨尼帕病毒存在于东半球的热带蝙蝠体内，进行详细讨论。另外我们还将探讨如何吸取并应用这些源于澳洲和亚洲的经验，以进一步改善其余地区针对亨尼帕病毒研究的同一健康方法。

2 澳大利亚的亨德拉病毒

HeV的暴发、病毒动物性传染的后果以及蝙蝠作为其储存宿主身份的确认，为同一健康方法对蝙蝠相关的暴发性疾病的研究拉开序幕。1994年的9月，在昆士兰州布里斯班（Brisbane）的郊区亨德拉，一匹重病的马被关入马厩以待兽医救治。这种行为不经意地迅速引发了首例也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例HeV暴发，同时导致20匹马和两个人的死亡（图1a）。在将这匹马关入马厩之后的72小时内，另外殃及的两匹马也迅速发病，随后一大波的马匹死亡接踵而至。十三匹马病死或被安乐死，病死率达到65%(Murray et al. 1995)。当这场暴发愈演愈烈时，负责治疗的兽医向州动物卫生局报告了这种马群高发病率的新型综合征，这推动了检疫申报的工作，也限制了马的活动，甚至取消了昆士兰州东南地区的赛马大会。最初，外来传染源（如非洲马瘟）和毒素被纳入鉴别诊断的考虑范围，但是数天后，昆士兰动物研究所和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组织的动物健康实验室（Australian Animal Health Laboratory, AAHL）都分离出了HeV（初期被称作马麻疹病毒）。AAHL随后用分离出的病毒在马身上做了感染实验，使得马匹患上这种疾病，再从病马体内重新分离出了该病毒(Murray et al.1995)，这个过程和所得的结果均符合科赫法则（Koch’s postulates）。

距第一匹马死后1周，这匹马的驯马师和一个马夫都患上了流感样疾病。尤其是驯马师，他在强迫病马尽量吃下饲料的过程中，与马口鼻中的泡沫状分泌物有过多次直接的接触。之后马夫康复了，然而驯马师的情况却逐步恶化。临床鉴别诊断结果为马鼻疽，此病（尽管为外来传入澳洲）是当时唯一已知的动物传染性马病。诊断结果意味着医学权威认为这次人群疾病暴发与马群染病可能会有联系(Selvey et al.1995)。驯马师在发病不久后死去，从他的肝脏组织中分离出了HeV。随后的实验研究证明，HeV虽然能够感染多个物种，包括马、猫、狗、兔和实验用的啮齿类动物，但发病率居高的却只限于马和兔(Hooper et al. 1997a, b;Westbury et al.1995, 1996; Williamson et al. 1998)。

随后的回顾性调查表明，布里斯班的这次暴发并不是HeV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大约在一个月之前，布里斯班向北800千米处，在昆士兰州的麦基小镇的一个骟马场里，两匹马在急性发病之后的一周先后死去，特征性临床表现为呼吸性和神经性症状(Baldock et al.1996)（图1a）。作为兽医的农场主，在她丈夫的协助下，对两匹马都进行了尸检。她的丈夫不久后出现了轻微的脑膜脑炎，不过很快就痊愈了。脑脊液检验证明他确实受到病毒感染(Allworth et al. 1995)。然而十四个月之后，他因严重的脑炎而不幸病死(O’Sullivan et al.1997)。后来，经过对照发现，在他先后两次发病中所获样本中发现的HeV的基因组，与两匹马体内的HeV的基因序列相匹配。

图1 亨尼帕病毒暴发的时间格局在图中显示为澳大利亚(a)的亨尼帕病毒（HeV）和马来西亚(b)以及孟加拉国(c)尼帕病毒（NiV）的相应状况。箭头展示了同一健康方法中至今仍然需要应用的不同的学科分布；矩形展示了暂时还没有开展的研究。总而言之，以下这些学科如微生物，血清学以及生态学的诸多分支都被包含在大类学科中，如兽医学（着重于家畜），临床医学（着重于人类），生态学（着重于宿主，宿主生态学和感染动力学），以及人类学（注重于人类对疾病、宿主和医疗卫生的态度研究）。红蓝渐变表明学科综合达到的程度，人和马的病例分别用H和EQ代替。

尽管发生在布里斯班的大暴发增强了昆士兰州的公众和动物健康权威之间的专业互动，但是事实上，发生在麦基（Mackay）的事件才真正预示跨机构合作的持续性量变和质变的到来。双方当局虽然仍然分开运转，但是在高层管理，研究和执行层面的交流都有所提升（图1a）。当下一次HeV疫情发生的时候，则会有较强的跨部门联系，以促进官方反应活动间的交流与合作。其中的合作部分包括案例属性回访，媒体沟通和跨机构简报/回顾。跨机构合作方法的一个表现就是机构内技术工作小组的成立，这个小组的任务是提供最新的、有科学依据的最佳执行方案以最小化HeV的传播，而这一过程正好是动物和公众健康政策的基础。该跨部门小组成员包括公众和动物健康代表，工作场所卫生和安全代表以及工业界代表。针对于马匹拥有者，兽医和执业医师的信息和风险管理草案也已经拟定完成，可在网上查看(Anonymous 2011)。

动物和公众的卫生当局的联合只是同一健康的一个狭义的解释。后来对果蝠作为HeV储存者身份的确认也带给我们一个新的视角(Young et al. 1996, Halpin et al. 2000)。随着更多的研究不断证实土地使用的变化和野生动物源性疾病的发生之间的联系，关于发现HeV暴发的可能潜在因素的生态学观点应该也是有意义的。这种观点在研究阶段很早便出现了，但是由环境部所进行的更广层面上的实践参与却进展缓慢。这种现象的原因尚不明确，但是事实上环境部对野生动物的管理进行了优先考虑，而对于感染性疾病的专业知识却十分有限。因此，在一个有着各种需求竞相需要被满足的世纪，新出现的、与马类相关的动物传染病也许确实不能被视为优先考虑的项目。然而，卫生当局现在则认为，对HeV暴发相关的生态学因素进行考虑，是有效缓解风险必不可少的一环，不仅如此，这种考虑还通知并补充了其他部门的风险管理和应急角度。环境部门现在和动物和公众卫生部门在政策和研究层面上都作出均等的贡献，这种贡献在追踪2011年的18例独立的外延性案例时，在洲际与跨部门的亨德拉专项小组的成立中尤为明显。2011年没有发生人类案例的现象表明了风险沟通上的显著进展。然而，数量空前的马的案例却显示出，我们并没有完全找出HeV感染发生的因素。为了使人和动物健康的风险最小化，官方已经与主要的马匹主人和兽医等利益相关者开展了广泛的互动，不仅采取了风险管理的策略，还建议开展对低风险的农场动物和景观的管理事务，另外还大力支持有效的马匹疫苗的研发。在政府层面上富有策略性的政策和管理，与利益相关者执行的缓解措施有效联合，很有可能达到最有效果的风险缓解。无论在澳大利亚是采取哪种方法或是多种方法的联合应用，由于澳洲有利的社会经济状况，在成功的道路上它会比资源贫乏的国家更具优势。

3 马来西亚的尼帕病毒 

亨尼帕病毒属的第二种病毒——NiV，距HeV首次于澳大利亚发现的五年后，被鉴别出（图1b）。ProMed的第一次报告——关于在马来西亚的人群和猪身上所正在发生的且最终被辨识为NiV脑炎的暴发性疾病，发表于1998年11月24日，题为“日本脑炎，于马来西亚重现？”(ProMed 1998)。这次报告包括了那时多种防控措施的信息，包括对霹雳州（马来西亚）的养猪场工人进行抗日本脑炎（JEV）的疫苗接种，还有通过使用杀虫喷雾减少蚊子数量，从而减少通过感染了病毒的蚊子进行的JEV传播过程。当这些措施都没能成功抑制疾病的暴发时，卫生工作者们也为猪注射了抗JEV的疫苗。

因此，从一开始，甚至在疾病的病因被查明之前，为了控制人群里脑炎的暴发，卫生部和农业部的兽医局已经开始采取了多学科的相互协作，这次不单从兽医学和环境卫生的角度出发，人类医学也涵盖在内。然而，早期却没有与在检测和控制流行性JEV方面有经验的流行病学家合作。这样的疏漏延迟了对引起这次暴发的新型病原体的正确鉴别。而这种新型病毒，作为这次暴发的致病原，被一个在主要调查和响应范围之外的医学病毒学家发现，直到1999年3月最终被证实时(Chua2004; Chua et al. 2000)，该病毒已经蔓延到新的区域并导致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超过130人患病(Anonymous1999)。

一旦发现这次暴发的病原体为一种新的副粘病毒，尤其是一种类似于HeV的病毒后，就需要国际力量参与其中。世界卫生组织，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以及其他部门都向马来西亚派遣了援助小组，其中包括流行病学、临床微生物学、人类和兽医学、宿主生态学、危机管理学和后勤学的专家们（图1b）。在这个阶段，对NiV暴发的反应即为我们现在所说的同一健康方法，其中不仅包括了多学科的参与，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一种朝着一套共同目标而协调合作的努力。之后，马来西亚政府决定清除已感染病毒的及其附近的养猪场，授权提供给研究和控制过程的参与者们以更多的个人保护设施，随着这些措施的执行，这场暴发在随后的几周内被控制住。流行病学小组努力辨别对疾病暴发有影响的因素以及个人和农场水平上发生感染的风险因素(Lam和Chua2002;Parashar et al.2000)。由于NiV和HeV有亲缘关系，当它一被确认为这次流行病的病原体，狐蝠就被迅速认定为这种病毒的可能储存者(Yob et al.2001)（图1b）。调查研究将除了猪之外的家畜认定为可能的中间宿主(Mills et al.2009)，并确认了之前在那个暴发农场所发生的人类案例的时间早达1997年1月(Arif和Nipah Virus Study Group 1999)。猪舍附近种了果树也被认为是狐蝠和家猪之间的流行病学关联(Chua et al.2002)。1999年出台的一项规定成功阻断了进一步的暴发，这项条例规定，禁止牲畜围栏附近种植果树，以防止家畜和蝙蝠体液污染果实而接触，其中蝙蝠体液则包括具有潜在感染性的尿液和唾液。

在1998~1999年NiV的暴发之后，人们对病毒暴发的起因产生极大兴趣，并由此开始了一场回顾性多学科的调查，以研究这场暴发的过程和诱因。对狐蝠群体的血清学监测，和通过卫星追踪得到的狐蝠在马拉西亚境内的活动特征。都显示了这一储存者群体的高度活动性和个体间的紧密联系，加上它们体内几乎都存在NiV的抗体(Epstein et al.2009; Pulliam et al. 2012)，种种现象都证明这种病毒的传播之广泛。对已捕获狐蝠的监测也突显了该区域血清学资料解读的困难，并与宿主体内的感染动力学相关的假设产生矛盾(Rahman et al.2010; Sohayati et al. 2011)。该研究小组着力研究了对这场世界瞩目的疫情暴发的时间和程度产生影响的因素，并努力确认这场暴发中可提示预防和监测工作开展的方方面面。这些调查显示农业的集中化是这场暴发的一个主要原因。一方面由于两用的农业实践导致的野生动物和家畜的生态学重叠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对商业猪的集中化管理最终使NiV一直存在于上述的农场中(Pulliam et al.2012)。 

4 孟加拉国的尼帕病毒

在马来西亚发现了NiV不久之后，NiV就被认为是2001年孟加拉国急性重度脑膜脑炎的病因（图1c）。我们对孟加拉国的NiV所了解的大部分信息来自于对人类疾病暴发的调查和反应，包括人类疾病的风险因素。另外，当地在预防进一步的暴发方面，所付出的在完善和补充公共卫生干预措施上的努力，很大一部分都源于这些研究中的发现。和HeV与NiV在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暴发不同的是，在孟加拉国所发生的人NiV的感染似乎主要来自于间接的人蝠接触，既不通过中间宿主，又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传播(Luby et al.2006, 2009)。因此，人的健康问题依然是孟加拉国的主要问题。然而，在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的经验说明了研究NiV通过人和动物间相互作用传播的重要性，所以在孟加拉国的第一次暴发一经确认，同一健康的方法便被投入应用（图1c）。

近来，对于人的NiV脑炎暴发情况，孟加拉国采用了被动和主动两种检测方法。第一种是鼓励孟加拉国的内科医生向卫生和家庭福利部的流行病控制和研究所（IEDCR）上报严重疾病的集群发生，同样的，IEDCR也每天复核媒体的报导，以期找到提示存在NiV的暴发事件。除此之外，六所政府医院中实施对集群性暴发脑炎的主动监控。负责监控的医生将符合脑炎诊断标准的病人计入名单，并判断他们是否与其他确诊的脑炎病例发生时间或者空间上的集群。在这些医院中的其中三所，任何以脑炎为病因且在一月到三月间入院的病人都被采了血清样本，以测试其中的NiV的抗体含量。因为一到三月是人确诊感染NiV最频繁的时段。孟加拉国的内科医生，尤其是在NiV感染常发生的地区的医生，已经从政府报告中了解到，人通常是通过饮用被果蝠污染过的椰枣汁而被感染。因此，国内这些地区的医生经常调查确诊了脑炎的病人与野生动物的接触情况，以及他们对椰枣汁的饮用情况。已患脑炎的且有过饮用椰枣汁经历的病人被认为很有可能携带NiV。任何满足上述标准的病例一经确认，医生便会通知当地的卫生局。

一旦有人类感染NiV的案例被上报，紧接着就会开展多项调查以评估牲畜或者野生动物在传染中的角色。调查小组将会探访案例发生地并询问所有近来所发生的动物的患病或者死亡的事件。患病的动物将受到兽医的诊断，部分也会作为实验室样本被收集以备实验室诊断。近期死亡的动物也可能为了检查和样本收集被掘出。另外，案例中的病人在疾病发作之前的两周内与患病动物的接触史，也通过与病人家属的访谈过程被系统地调查。由于NiV的高致死率（>70%），大多数的病人都不能亲自提供信息。流行病学研究对比了病例组和来自同一区域的控制组的接触史，来判断是否与动物接触或者与HIV感染相关的特种。尽管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牲畜疾病暴发和人类疾病暴发确实有直接的关联，但是孟加拉国的感染者从未发现与家畜和临近地区家畜有明显的联系。然而，在2001年和2003年的两场暴发中，流行病学研究表明，病例组很可能比控制组与牲畜有更多的接触(Hsu et al.2004)。除此之外，一名感染NiV的儿童也被报告与死于明显的神经疾病的山羊接触，但是这些动物在调查期间都难于取样(Luby et al. 2009)。

在人类疾病暴发过程中对野生动物角色的调查将注意力集中在了当地的储存宿主——大狐蝠身上。最初的研究将野生动物范围划得更为广泛，却没能找到其他野生动物被感染的证据，因此，研究重点仍集中在狐蝠属(icddr, b2004)。野生动物生态学家以及与暴发小组共事的兽医通常捕获并收集暴发地内外的狐蝠样本，来判断NiV的血清阳性率和NiV的散发率。病例组的患者也被系统地收集了与果蝠的接触史，包括捕捉和食用果蝠，居住在果蝠的栖息地附近或下边，以及食用了可能被污染过的食物。基于之前马来西亚推测的蝠猪传播途径为被蝙蝠咬过（或以别种方式污染）而掉落的水果(Chua et al. 2002; Pulliam et al.2012)，孟加拉国的民众调查着重于询问病人是否食用过有明显动物咬痕的水果。尽管病例组的病人经常报告食用过有动物咬痕的水果，但是这种报告却不多于来自同一社区的控制组。但是与此相反，对椰枣汁的饮用却不断与人类感染NiV表现出紧密的联系(Luby et al.2006, 2009; Rahman et al. 2012)。基于这些发现，人们开展了更加深入的研究，以观察蝙蝠如何污染椰树汁液(Khan et al.2010)，另外，阻断蝙蝠接触树汁的干预途径已经成为孟加拉国亟待发展的预防NiV感染的干预手段重心之一(Nahar et al.2010)。

在疾病暴发调查中使用同一健康方法的关键，就是集合一个有着必要技能和经验的调研小组。经过了过去的十年，孟加拉国的暴发研究小组已经逐步形成一个包括了医生、流行病学家、兽医、野生动物学家、病原体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小组。其中要把卫生与家庭福利部、畜牧渔业发展部，以及环境与林业部的政府合作者联合起来调查孟加拉国的动物源性疾病这一过程着实耗费了很多心血。跨学科跨部门的工作并不简单，构建和维持这些联系也很耗费时间和精力。然而，一旦构建成功，孟加拉国调查NiV的同一健康的方法就成为了其他动物传染病高发地区应对暴发的十分可贵的应急模板。除此之外，对可能有NiV感染风险的暴露史的调查过程中对定性的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使用，对孟加拉国暴发控制过程中的重要因素的理解（如对生物医学建议的拒绝）(Blum et al.2009)，在孟加拉国都得到了非常好的发展。在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人类学研究都遭受了忽略，这可能是因为家畜在暴发过程中扮演了中间宿主和放大宿主的角色，而致使国家预防家畜感染的政策和规范的修改已着实成功降低了风险。

5 亨尼帕病毒研究中同一健康范式的扩展

5.1地理学扩展

关于亨尼帕病毒暴发事件的应对和研究，迄今为止已为我们提供了整合不同水平学科的同一健康调研的实例。开始于澳大利亚这一特定的平台，更好地完善了多学科研究综合体系的方法，随着时间流逝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像印度这样曾报导过多次人类脑炎暴发的地区，也急需将同一健康的方法应用于亨尼帕病毒的调查研究中去。在西孟加拉邦的Siliguri，2001年有研究回顾性地通过血清学检测测得的病人体内含有抗NiV的IgM抗体，随后又从病人的尿液中间检测到了NiV的RNA，病例这才得到确诊(Chadha et al.2006)。2007年印度的第二次暴发疫情同样发生在西孟加拉邦(Arankalle et al.2011)，西孟加拉邦是一个与孟加拉国接壤的州。而印度狐蝠的血清阳性率检测表明，亨尼帕病毒很有可能就是在这些动物之间流传(Epstein et al. 2008)。另外，印度暴发区域接壤孟加拉国，地理位置上的相邻也表明，相似的生态学因素和文化习俗可能对两国的暴发均造成影响。印度所开展的NiV进一步的研究及其与孟加拉国的跨国合作很有可能增进我们对NiV的传播的理解，并且有望在南亚地区创造出一个更为高效的公共卫生应对的环境。

在本章所陈述的同一健康的范例中，人和家畜的感染一经查证，相应研究项目便立即启动。然而，在某些国家，研究项目是伴随着对野生动物和潜在亨尼帕病毒储存宿主的调查开始的。例如，近年来的血清学和病毒学研究表明，亨尼帕病毒存在于非洲蝙蝠体内，甚至可能是起源于非洲蝙蝠(Drexler et al.2009, 2012; Hayman et al. 2008a)。然而，因为在大多数高危区域，对人和动物的监控系统十分薄弱，所以这些地方内人和牲畜的感染报告病例数低的现状究竟是由于监测的缺乏还是传播确实发生得少引起的，事实上也并不明朗。血清学研究表明，加纳（Ghana）的猪类可能接触过一种疑似亨尼帕病毒的感染(Hayman et al.2011)，但是在这些国家却没有可用的检测亨尼帕病毒感染的系统。至今为止，非洲的唯一一个已经确认的亨尼帕病毒的储存宿主是黄毛果蝠，它在基因上和行为上都与狐蝠十分相似（包括栖息地接近人类这一特性）。因此在非洲进行同一健康方法的实践应用，将会为洲际的对比研究提供一个十分有趣的机会，或许可能帮助阐明暴发的一般诱因。例如，在非洲、亚洲和澳洲，已发现狐蝠和黄毛果蝠是远距离迁徙的动物(Breed et al.2010; Epstein et al.2009; Richter和Cumming 2008)。这种储存宿主的高度迁移特性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因为交界面研究在理解促使生态学改变的过程中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这反过来也会影响暴发发生的可能性(Plowright et al.2011)。同一健康范式的合作性本质在所需的交界面研究方法的发展中也很有帮助，尤其是当互补的专业知识在每一个利益相关的国家中能够得到充分利用的时候。

5.2跨学科的扩展 

在澳大利亚和孟加拉国，亨尼帕病毒从蝙蝠到人和家畜的传播仍然在发生，这一现状表明了要阻断野生动物源性病原体的传播是十分困难的。当商业化行业中，如马来西亚大范围的猪类养殖，以及作为正规的商业部分的家畜，当它们在更加富有的国家中被卷入暴发中时，对这些行业相关政策规范的修订就可能会在降低风险方面获得更为显著的成功。然而，当仅仅是由于人的自身行为使其接触到蝙蝠才造成蝙蝠到人的传播时，我们认为，只有在法规修订者考虑到人类接触的动机后，对暴发的缓解措施才能够收到更大成效。

理解人们与蝙蝠的相互关系和人们主动接触的动机，有利于设计相应的干预措施，以降低疾病传播的风险，并减轻人类活动对蝙蝠数量造成的可能损害。在孟加拉国，污染过的新鲜椰枣汁被认为是NiV传染给人类的主要机制。孟加拉国对NiV的反应，已经成为人类学研究整合到亨尼帕病毒暴发的应对措施中的范例。随着社区投入的增加，孟加拉国的干预措施获得了不断地发展，也因此提升了市区的接受率，增加了干预措施的可行度。当地风俗中使用竹席盖住椰枣汁收集点的做法，经研究者分析被认为是一项潜在的、能够降低暴发风险的干预手段。在竹席被应用的区域，这种行为的原始目的是预防椰枣汁的污染，以便于收获“干净的”更加高质量的椰枣汁，而不是为了预防NiV的传播。

对人类学研究与日俱增的应用在整个亨尼帕病毒的研究范围中大有裨益，尤其是有利于更好地理解人蝠接触所在的文化环境情形。例如非洲和亚洲的人们会捕猎到可能感染过亨尼帕病毒的蝙蝠(Epstein et al.2009; Kamins et al. 2011; Struebig et al. 2007)，但是捕捉这些蝙蝠的动机却没有被阐述清楚。这些被捕捉的动物，或许能够增加额外收入，或许是被当做蛋白质的来源，又或者在文化习俗上对捕获它们的人类族群有重要意义。这些因素不仅会影响人们对蝙蝠价值的认知，也会影响他们多大程度上愿意遵从政府建议的暴发缓和措施。

例如，在Ghana的阿克拉，当地的传说中说，蝙蝠是随着当地（Kibi）的一个酋长而到达这个城市的，由于酋长在阿克拉的医院逝世，蝙蝠也从那以后停留在了阿克拉。黄毛果蝠现在依然栖居在医院庭院、市区和军队营区附近的树上。军队最近曾尝试控制蝙蝠的活动，包括移走树木以避免蝙蝠在公共场所或军队营地栖居或排便排尿。然而，出于保护野生动物的原因，此举遭到了Ghana林业委员会的野生动物部的阻止（Hayman,个人观察）。这一移走树木驱赶栖居的蝙蝠的举动同样也不受到大众的欢迎，原因一方面在于人们想要躲在树下遮阴，另一方面人们还想捕捉蝙蝠作为食物(Hayman et al. 2008b；Kamins et al.2011)。这些对居住在城市的蝙蝠的复杂反应以及Ghana当地的民间传说表明，如果非洲的亨尼帕病毒导致了人和动物的感染，即便是当地减少人蝠接触的敏化方法，到那时也是可能也是需要的。

6 结论

总之，我们建议使用同一健康的方法，它不仅提供了对亨尼帕病毒跨物种感染复杂诱因的更全面的理解，也提供了减缓传播的最合适的办法。这种方式对亨尼帕病毒尤为重要，一方面是因为有时人和家畜都会发生戏剧化的感染，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暴发也是由人类行为和宿主生态学之间的相互作用引起的。由农业发展造成的生态学改变以及其他因素都可能会影响人蝠接触、畜蝠接触和蝙蝠群体内感染动力学的变化(Plowright et al. 2011; Pulliam et al. 2012)。同一健康的方法，就像所有有效的合作一样，需要各方的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以及对互补技能的相互认可。我们相信，增加生态学家和社会科学学家（如医学人类学家）在病毒学、兽医学和流行病学研究的有效参与，在理解暴发过程和对当地控制措施进行适当有效的补充的过程中，是十分必要的。由于诸如孟加拉国的政府机构的自顶向下的干预收效甚微或耗资过大，因此合适的社会科学家的加入在类似孟加拉国的地区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在文中所陈述的每一个案例研究中，我们已经看到，跨学科的合作与日俱增，单一学科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观念也逐渐受到广泛认可。在发展和补充亨尼帕病毒研究的同一健康方法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这些进展也为那些在其他发生动物源性感染以及暴发性疾病的地区的人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通用模型。